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雷雨》的悲剧性分析

过去评论界和多数读者都把《雷雨》归为社会悲剧一类,归结于周朴园这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本文就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从命运的悲剧的角度谈谈《雷雨》的悲剧性。     

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次修正

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艺理论家，周扬一生是非功过均与毛泽东的《在延安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密切相关，对《讲话》的阐释，贯彻，维护和修正，构成了其艺思想的最主要的内容。本通过周扬对《讲话》的三次修正，来考察和认识他对中国当代艺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授以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之职,开始了川边改土归流,在政治上,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这一时期,赵尔丰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之初是同情保路运动的。面临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成都血案”的发生,从而最终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评胡适的《尝试集》

《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新诗的第一个集子,是胡适早年在新文学运动中首次尝试性开拓新诗体的产物。本文围绕作者的文学观,以及他在作品语言、选材、音节、艺术处理等方面的刻意探索,进行了分析评论,对胡适在开辟文学新领地上的勇气和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     

善与善的悲剧冲突——从《天边外》和《边城》看现代悲剧的必然性

《天边外》和《边城》是 2 0世纪初有影响的两部悲剧作品 ,虽然其文体及文化传统和悲剧处理不同 ,但主题、结构、悲剧走向和现代悲剧意识却惊人契合。在这两部悲剧中 ,可以看到现代悲剧关注时代、关注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的走向。它不再简单的是善与恶的冲突结果 ,而是多种力量复合的悲剧结合 ,尤其是善与善力量间必然的较量和冲突。随着生命不确定感的增强 ,这种现代悲剧的必然性开始以更丰富的文学手段自我表现着。     

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评黑格尔的悲剧观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在文艺史上有着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他是第一个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悲剧冲突、揭示悲剧实质的人。然而他的悲剧理论掺杂着不少的唯心主义偏见,他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悲剧冲突根源,否认冲突双方的阶级对立,混淆美与丑、善与恶的斗争,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我们在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     

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

悲剧是人类在实践创造自由的过程中,面对暂时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准自由状况所产生的特殊应对状态和精神。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可从《诗经》入手。中国人在实践-创造中企图理性把握世界(自然、社会),以实现三种类型的自由,但理性反思实践自由的暂时不可能实现,使其准自由的形象呈现悲剧性。但当理性可知,悲剧性就弱化。中国的悲剧意识是一种理性反思意识,在《诗经》中包括形而上追求的反思,向死而生的反思,和实践自由过程中挫折的反思三个纬度,是一种准自由状态的忧患意识。而中国的悲剧精神则有柔韧之风,那是因为面对实践自由的受挫,中国人具有用迎合的方式化解个体与群体、社会矛盾的趋向,以达到统一的自由。这不同于西方悲剧一味深信终将实现自由,却必然挫败的惨烈。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悲剧多以“大团圆”告终。     

评《无名的裘德》的悲剧艺术

从人物性格,社会因素,写作技巧各个方面来评析哈代的作品<无名的裘德>的悲剧艺术.裘德的悲剧是由他本身的性格和社会环境所注定的,同时它也是作者哈代悲剧意识的体现.     

论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     

"周扬现象"的文化研究

周扬在文艺表现上的两重性被称之为"周扬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周扬在其个人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各种状态充分反映了中国在20世纪文化建设上的反复性、特殊性及先进性。文化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文艺在文化转型期的先导作用是今天解读"周扬现象"的核心内容。     

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中兴四大家”之一;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绍兴二十年（1150）,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此为两人交往之始。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隆兴年间,周必大贬归庐陵,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二人在家乡相见。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由是分别。其后,两人各自宦海浮沉,甚难相见。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逝。绍熙五年（1194）,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1204）去逝。在晚居庐陵的十几年中,他们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老”。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试论《周易》中的文论思想

《周易》一书，虽为哲学专著，但其中多处闪现出文论思想的光芒，如阴阳观念、观物取象、以象喻意、“言不尽意”及“立象以尽意”等等，这些观点给后世文论家以深刻的启迪，并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阳戏《安安送米》的悲剧艺术刍论

本文选取阳戏典型剧本《安安送米》，从文本出发，旨在探讨其悲剧艺术。所关注的层面有如下三点：悲剧冲突的展开、悲剧氛围的营造以及对悲剧传统格局的继承。本文认为该剧是在情与理的悲剧冲突中展开关目，成功地营造了以“苦境”为核心的悲剧氛围，并以团圆和关的结局展现了对中国悲剧传统格局的继承。     

论周邦彦词的若干艺术特征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清真词的艺术特征 ,认为周邦彦善于把握景物的个性特点 ;善于刻划人性人情的独特性 ,善于使用多种离合手法     

五行音乐盒带的编制研究

贵阳中医学院与贵州民族学院的合作科研项目《五行音乐对五脏虚实证影响的研究》,其中《五行音乐 曲目精选》已编制完成。五行音乐治疗的理论依据是先秦阴阳五行的核心观念,医和之说与《黄帝内 经》。编选乐曲的基本原则是将实用的五行音乐治疗同民族音乐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选曲的标准 是以调式分类之外,首选古曲,次选近世传统乐曲,以及现代人创作之精品和新民乐。     

周恩来三篇讲话的文艺思想

周恩来曾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出过一系列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周恩来的文艺理论体系。1959～1962年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三篇讲话从文艺的服务对象、遵循文艺规律和发扬艺术民主三方面体现了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具有丰富深刻的内容和巨大的理论价值,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作用。     

论周作人后期散文风格

本文认为周作人心中“绅士鬼”抬头后散文文风由前期向后期转变 ,风格转向平柔、内省、中庸、隐晦、模糊、清苦和闲适。与“鲁迅风”散文风格相对而另成一格 ,文风柔淡犹疑有余 ,清醒、果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