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论的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公共理性的批评？

自由主义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旨在推行个人自主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也可以基于公共理性的理念被理解为一种试图在所有良善生活观念间保持中立的主张。公共理性的理念之所以反对至善论的解释,是因为它认为个人自主只是人们可以选择的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不是所有合理公民都会认可的公共理由,因此不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然而,通过描述一种更加包容的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可以表明公共理性的理念也同样预设了这种良善生活观念,它对至善论自由主义的批评最终是无效的。     

科技研究也富有艺术性

一谈到艺术,人们立刻会想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文学、戏剧、影视、建筑等等。我认为,艺术并不为它们所独占,也不是它们的专利,科技研究也是艺术,是一种以科学美和技术美为内容的创造性的自然造型和自然表现艺术。     

摩尔论“善”

摩尔认为"什么是善?"是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善是一种不可定义的、独特的性质。在他看来,"善"是单纯的概念,因而不可分析,也就不可定义;"善"既不是自然性质,也不是形而上学性质,因而是独特的。摩尔进而认为,一旦把"善"定义为某种自然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一谬误可以由未决问题论证揭示出来。在这一系列论证中,摩尔开创性地使用了逻辑分析、概念分析、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等方法,但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成熟,摩尔在使用中也出现了错误和混乱。     

从科学与道德的互蕴关系看学校道德教育

由于科技发展的一些负面影响，许多人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对立的。学校道德教育受其影响，陷入“唯科学’’的迷途，由此造成了科技时代学校道德教育失真。事实上，科学与道德是相互蕴涵，相互促进的。学校道德教育需要在认清这种互蕴关系的前提下，发挥自身优势，寻求科学与道德、真与善相得益彰和谐共进之有效路径。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论医学的人文精神

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章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善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断裂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已开始被医学界重视。但是,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论科学美与真、善

本文提出科学美作为美的一种类型,其本质也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但科学美比之自然美、艺术美更重“真”。科学美可以说是“真”的形式。科学理论作为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与形式建构,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是对人的探究功能、创造功能、审美功能的肯定,故科学美也具有善的意义。概而言之,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其特质是“真”的内容与“善”的形式的统一。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善:科学道德意识进化的核心

科学道德意识是从事科学实践活动的主体追求善的一种自觉意识。那么，什么样的科学道德意识是善的自觉意识？在科学道德意识的善的判断中，究竞有哪些类型？作为科学道德意识的善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善是科学道德意识进化的核心这一重要结论。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位科学家的独特见解——学习《钱学森书信》体会之二

钱学森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结合的,技术和艺术是伴生的.他提出科技工作者要有一点文学素养,文学艺术家也要懂一些科学技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都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文理相通、辩证统一的.钱老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是一位科学家,但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对书画、文学作品、音乐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见解.     

大科学时代科学伦理悖论合理性消解的“第三条道路”——兼论当代科学伦理观

科学伦理悖论是伴随着科学实践活动的逐渐深化而产生的,是科学事业的"人为的"、"为人的"价值活动与科学对于真理的不断追求之间的矛盾的产物。大科学时代科学伦理悖论消解途径的选择,既不能遵循"科学伦理无涉论",也不能遵循"科学伦理负载论",而要超越这两种对立的科学伦理观,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选择一条二元融通的"第三条道路"。     

论尼采哲学为生命辩护的审美向度

“上帝”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直以来都为西方人提供着终极关怀与死后的慰藉。“上帝”之死导致了最高价值缺位,撇下西方人在一个缺乏意义与充斥着荒谬本质的世界上独抱孤怀。在尼采看来,科学与道德都无法为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关怀,只有艺术,传承了神话的精髓,将人的生存审美化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永恒、神圣的指引。     

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背景知识”的殊异性与中国特色的科技之路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范型启迪我们,虽然科技发展是中国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中国特殊的“背景知识”即传统文化背景上伦理型文化的“学术不分”和社会行进方向上“迟到与叠加的转型”等决定了我国必须走适合自己文化场域的科技道路,才能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并找到其与现代科技的契合点,从而规避西方走过的弯路。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科技成果二重性与科学家社会伦理责任初探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成果二重性问题己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科技的价值是非中性的,科学家在进行科技活动时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要增强伦理意识,履行相应的责任,用科学良心支配自己的科研工作.     

对“科技之罪”的反思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导致科技的工具理性膨胀,对人类社会造成消极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关键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科技可持续发展之路.     

论陕北汉画像圣树符号的宇宙论意义

作为汉代思想的物质载体,刻有圣树符号的陕北汉画像石造型多呈竖立型,反映了宇宙划分为天堂与人间,圣树为连接天堂与人间的唯一通道这样一种二分的垂直宇宙论。圣树图像并非为汉陕北汉画像石所独有,它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与仪式中,其原型为史前时代的宇宙树。圣树符号的史前图像探源表明,陕北汉画像石中的圣树图像并不是汉代升仙与厚葬思想的产物,其构图范式源自史前口传时代大传统以圣树为中心的神话宇宙论。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人类科技进步的既往与矛盾探论

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进步,使人类社会得到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但两者中任一者的发展至今都是不理想的。重新审视科学技术本身,根本改变科技进步的动力机制,同时全面变革人类社会,消除其不合理性的根源,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良好的互动状态,因而人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