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 ,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 ,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义和团运动之后 ,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运事业中来 ,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道光初年河(运)海(运)之争探析

漕粮是中国特有的实物税征收方式.它是维护封建王朝的血脉,也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漕运自秦朝即已产生,开始以河运为主,后来又开始了海运.但除少数王朝外,河运是基本的运输方式,清代也不例外.但因为各种因缘巧合的原因,海运在清前期屡有提议,道光初年成为事实.这次海运曾在朝野引发了广泛争议,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展开激烈的讨论,所反映的问题是令令人深思的.     

清代江西漕政述略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江西物产丰富,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之一。《清史稿》载:“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有清以来,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     

晚清江苏漕捐小考

漕捐无论从嬗变过程,还是从收教来看,都是晚清江苏厘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税项.文章依据各种历史文献,首先对漕捐起源与嬗变的来龙去脉,详加梳理;进而估考其历年的收数.     

晚清湖北漕政述略

清代,拥有江汉平原的湖北,每年"额征北漕正耗米十五万石有奇,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兑运京仓,南米由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胡文忠公遗集》卷23,第5页,以下简称《遗集》).漕粮的征收地区,集中在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和荆州六府.漕粮从征收到起运的诸环节,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围绕着漕粮     

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漕运体制进行改革,以东南有漕省份卫所取代粮户运送漕粮,卫所成为漕运职业运输机构,漕运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新的漕运体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明清时期的漕运卫所对于保障漕运顺利进行,促进南北商品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卫所运送漕粮亦是对中国传统漕运方法的成功改革,提高了漕运效益。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林则徐漕务改革思想刍议

林则徐从道光十二年调任江苏巡抚以来,曾四次主持办理冬漕,对渐至积重的漕运弊端有着深刻认识。十九年七月,林则徐奏呈"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阐发了思考已久的漕务改革思想。林则徐主张改革运法,以"县督帮收"替代行之二百年之久官收官兑,旨在将官府权力限制在行使监管职能,而让运军与粮户直接接触以减少腐败。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最先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摒弃"官办"实行"商办",停止征漕而从市场上采买米石海运京师之类根本变革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留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完整体现他的漕务思想的奏折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让人们得以借鉴其思想精华以观察今世,并从他个人的遭际体味改革的艰难。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

明代的漕粮是旨在确保北方政治中心的供给，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明政府对漕粮的折征实行了严格而有限量的控制，同时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把它作为弥补中央年度财政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漕粮的“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的“积年通欠”，直接引致了京边等仓储的匮乏，从而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了水脚糜费。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应对。     

济运护漕与清代的水利治理

有清一代,统治者秉持以漕运为先的理念进行治河,在运河全线及相关水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其治水方法大致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减黄助清,借黄济运与引汶济运,挑挖疏浚以及修治闸坝和水运管理等。清代以漕为先的水利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各种济运护漕的治理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

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袁一堂（山东建材工业学院）宋室南渡以后，由于社会人文背景、地理环境、粮源分布、交通条件以及军队屯驻等情况的影响，供漕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南宋特有的总领所制度。总领所是南宋供漕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一据《建炎以来系...     

明清小说与运河水运

以京杭运河为干线的水运交通网,是明清两代沟通天下的主要水上客运、货运通道.明清小说反映了运河水运文化.货运方面写及漕粮运输、商贾货运和官船挟带;客运方面写及包船搭船、船速运价和生命财产风险;运道保障方面反映了志士仁人与洪水斗争的业绩,也暴露了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坑害社会的种种劣行.可以说,明清小说是运河水运文化的重要载体,运河水运文化是明清小说的重要表现内容,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

黄河河患一直是困扰整个清代的头等大事,至嘉道时期更是河患频仍,史学界通常认为此一时期的河患是吏治腐败的缩影,此论固然.但就清代黄河、淮河、运河的整体形势而言,清代河患的加剧,与有清一代通运转漕的治河主导思想密切相关.服务于疏通运河的治黄思想,致使清代强迫黄河南行,而蓄清敌黄等治黄战略具有天然的致命弱点,所有这些人为因素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影响了黄河的治理效果.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政与国家稳定休戚相关,历代统治者皆极为重视.进入晚清,在官、吏、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漕政百弊丛生,不但漕粮征不及额,更严重的是,在漕粮浮收的重压下,底层百姓不堪忍受,屡屡酿成激烈的抗漕事件,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财政更为窘迫,社会矛盾激化,危局下,清王朝被迫整顿各地漕政.面对积弊深重的湖北漕政,巡抚胡林翼以圆融老练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漕务章程,通过清丈等方法抑制官员、胥吏、缙绅藉浮收牟利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一本雍正朝耗羡归公用为养廉之要旨,采取将州县陋规合法化等举措,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营造出“自上而下”的让利态势,促使湖北各州县顺利裁革漕粮浮收,达到了“取中饱之资,归之上下”的效果,使湖北成为有漕各省整漕减赋的典范,其为政之道值得后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