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我国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和教育家,郑天挺先生除极短的时间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的一生,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始终坚持史学研究,在明清史、边疆史地、史料学、文献学、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清史领域内,他是继孟森教授之后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的史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家撰史上。从总体上看,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较为有限。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对我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凝重的历史篇章。本文论述了苏联史学东来的多种途径 ,着力于探讨它的历史理论之引入在我国史学界所激起的回应 ,并以《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简明教程》、《世界通史》两例个案为佐证 ,对这一时期的中外 (苏 )史学交流史进行了历史的小结。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但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20世纪后半期的前 3 0年间 ,大陆上流行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 ;“新时期”以来 ,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以源远流长的考据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和近代实证史学业绩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显著下沉 ,这三大治史趋向或三大史学形态的鼎足而立构成当下史坛的总体图景。而眼前的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根本性转换 ,则显示着一场史学文体的革命已经启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学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论著汗牛充栋,多有关经济、哲学与政治,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相对较少,但马克思史学仍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史学界的一大宗派,出了不少名家与名著。本文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略论其今昔代表性著作,先简略介绍马恩唯物史观,继则论述马恩史学的后继者——以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史家,以及两位东欧马克思学者葛兰西与卢卡奇。西方马派史家在冷战期间受到极大的压力,同时马派史家也有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激烈的论辩,辩论没有结果,多少造成裂痕,有些马派学者走向虚无的后现代主义。不过,马克思史学在西方经过风雨与挫折,并未式微,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史学与时俱进,马恩史学自有其未竟之业,展望未来,西方马派势必会顺应时代而踵事增华。马克思自谓其学说背景原是近代西方社会,如何以东方经验完善唯物史观,则有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美国现代史学主要流派的演变与反思

美国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等四大流派。美国现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用主义、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三种鲜明的特点。美国现代史学每一学派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每一学派既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产生了诸如史学研究“破碎化”、缺乏统一的课题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史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开始重新提倡史学的综合性和叙事性。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

史学批评 ,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总结 ,即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认识。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批评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推动史学发展、促进史学规范的构建乃至史坛学风的建设。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易学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金观裹论、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不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论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地位

无论是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还是从史著体例的完善与史学思想的演变来考察,晋代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史著体例的完善,史学思想的演变,为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唐代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史学家兰克利用学科分化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步伐。兰克对于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 ,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 ,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兰克对于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兰克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克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

以传世典籍、官方档案为基本文献依据的传统史学撰述,并未将民间社会历史文献放置应有的位置上。民间文献正式进入学术视域,是现代新史学产生以后的事。民间社会历史文献的使用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不仅改写了现当代史学的历史,也为史学学科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带来了生机,为学术史续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对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之间关联进行回顾与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