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明代山东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共发生229县次瘟疫,涉及57个年份,平均4.86年发生一次。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从空间上看,瘟疫在山东六府均有发生,其中山东西部的济南府、兖州府和东昌府的累计县次瘟疫大于山东东部的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瘟疫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山东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诱发瘟疫的主要因素是旱灾、蝗灾、水灾以及社会动乱、战争等。面对频发的瘟疫,明政府采取了抚恤灾民、延医施药、掩埋尸骨、祈禳驱疫以及旌表义民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疫情、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皇帝怠政、官吏腐败以及战争频仍、财政紧迫等原因,实际救疫效果很难尽如人意。     

7世纪大瘟疫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葬俗的复兴

古代民族的丧葬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是近来西方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664年,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瘟疫。这场大瘟疫期间,基于对死者亡魂归来的恐惧,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传统多神教丧葬风俗的复兴现象。教会除对教民进行安抚之外,亦作了教规上的改进和调整,以扭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继续基督教化进程。     

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时期,瘟疫频仍,这既是人为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也与当时医学的落后、城市的发展和战争的频繁有密切的关系。它周期性的爆发不仅导致了罗马帝国人口的大量减少、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混乱、军事实力的下降及帝国战略的转变,而且推动了基督教的兴起和壮大。这些都加速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     

瘟疫的历史及其风险阐释

瘟疫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瘟疫"的概念谱系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瘟疫复杂而漫长的认知过程。微寄生与巨寄生模型刻画了人、瘟疫、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博弈,人类社会始终以进化的方式不断克服瘟疫,但瘟疫也在自我进化与更新变异。建立成熟而理性的社会免疫体系是防疫抗灾的现实保障,全球瘟疫大流行时更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瘟疫救治

在瘟疫肆虐之时,马丁·路德等人的救灾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改革与近代医学发展之间的联系。从公职人员逃离职守到积极投入抗灾救灾,从祈祷免祸到医药治疗,从医治患者到筹建近代医疗、医学体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时刻公职人员应持何种态度,在迷信与科学、愚昧与理性之间取何种立场,在专业分工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根据情况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评价宗教改革时,有必要澄清仅仅把宗教改革视为宗教变革的观念,进而为反思欧洲近代体制的源头、近代医学的崛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浅析瘟疫对古代战争的影响

瘟疫是中国古代对各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古代战争频繁,加上卫生条件落后,很容易发生瘟疫,而当瘟疫发生后,就跟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战争遇上瘟疫,瘟疫会延缓或阻止战争的发展、加速战争的进程、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是成为战争的武器。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多名重要作家去世,其次是使盛行一时的酬赠之作几乎绝迹,最后是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瘟疫文学的崇高美育机制与价值研究

在当前我国美育理论与实践中,关于不同审美形态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还未被研究者予以必要的重视,因此造成了一种“重优美轻崇高”的美育现状。瘟疫文学作为灾难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凭借其题材的特殊性和主题的深刻性在崇高美育实践中具有天然的优势。通过分析瘟疫文学文本中崇高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考察崇高的诸种来源和生成机制,以明确瘟疫文学在崇高美育实践中的具体价值,从而拓宽人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美育特征和规律的认识,增强美育实践的自觉意识,提升美育实践的具体性和针对性。     

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的史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家撰史上。从总体上看,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较为有限。     

瘟疫、谣言与社会恐慌——以湖南为例的研究

建国前湖南瘟疫频仍,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大量人口的染疫与死亡,甚至短时期内“整家整户皆绝”,往往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在瘟疫发生、人心惶惑之际,政府一方面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施医送药、积极防治;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疫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防微杜渐,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尽释群疑,安定人心。否则任由谣言以讹传讹,无限放大,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气候、瘟疫与人口——对中古后期英国人口运动的一个考察

13世纪末14世纪初,英国社会的人口压力增大。面对这种压力,人们进行了积极的应对调整。这种调整,首先表现在人们对生育能力的节制上,其次表现在农业耕作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化的变革上,其中后者尤其重要。但是,在13世纪,随着小冰川期的来临,气候逐渐变坏,这就给人们的应对行为带来了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夺走了大量的人口,打断了人们的应对进程。     

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古代最具历史地位的、与“黄河—长江文化圈”、“印度河—恒河文化圈”相呼应的“地中海文化圈”,其重心始在西亚两河流域,之后西移希腊,后至罗马。到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欧洲”和“西方文化”(欧洲文化)取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地位。文化类型上具有共同质素的地中海文化分解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及后起的近代西方文化。“地中海学说”虽已失去其文化类型上的意义,但是“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内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同上述另外两个文化圈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解读晚期希腊哲学,历史地评估“欧洲”与“西方文化”,考察“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基于大数据思维方式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策略

大数据的思维方式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度契合,其完整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性、全面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本性、混杂性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真实性、相关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无限性能提高数据挖掘潜在价值的持续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大数据思维要强化大数据素养,增强大数据思维;搭建大数据集成平台,增强大数据分析应用;把控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建立学生行为状态预警;遵循学习方式变革,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部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是最早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这一区域内各主要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灿烂的文学成就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地中海文化圈的文学与文化应划分为"泛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与文化"、"北非文学与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三个部分,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不同地区文学相互影响,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     

隋唐文化东渐的序幕──公元4到6世纪的中日之交

公元４到６世纪的中日（倭）之交在文献上记载不多,有时竟然长期空白。但若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古代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在学习中国大陆文化上一直热情不减,此时来自大陆的文化渗透更宽泛。埋葬制度的变革,阴阳界的观念,佛教的传入,汉文字的使用,对大陆北方民族文化的吸收等等,皆始于斯时。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友好史上,这２００多年的历史值得进一步再研究。     

论我国互联网的大传播策略

当今，互联网是比报纸、广播、电视更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受众注意的媒介。而要在媒介全球化竞争中占一席之地，我国互联网就应当推行大传播策略。通过分析我国互联网大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在技术准备的基础上，推行大传播策略应该从语言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正确处理好守株待兔与主动出击的关系、宣传自我与服务他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