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故事与历代笑话

佛教东渐,佛经故事随佛典汉译等途径流播中土,产生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笑话。这些深受佛经故事濡染刻烙的笑话,印证了梵汉交融给民间文学带来的深层影响。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汉译佛经发生论

本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各个关系面。包括：印度佛教经典的传入；汉译佛经的原本；东汉至近代佛经翻译的概况，译场的组织体制；译经规则；汉译佛经对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的装帧形式和抄刻等等。为了解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佛经，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线索。     

同经异译佛经人名管窥——以《法华经》异译三经为例

同经异译佛经是研究汉译佛经语言的重要语料.考察<法华经>三部同经异译佛经中的佛经人名可以发现,译者主要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添品法华经>与<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完全相同,而它们与<正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有一定的区别:<正法华经>中的一些意译在<法华经>中被音译所取代;<正法华经>与<法华经>、<添品法华经>在意译时语词使用有些不同,但大部分都具有同义或近义关系.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汉译佛经的引用为中心

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的《日本灵异记》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元素,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该书编撰者以情节片段、借经证理、化用文句等形式,对佛经进行灵活运用。不仅丰富了该书的文学表现,而且对其实现宣教之目的也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考察《日本灵异记》中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对于重新界定该书在日本文学史乃至亚洲文学史中的地位以及研究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

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民间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运用得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等高僧大德掀起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的发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等组织,及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参与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背景,在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浅析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文明冲撞交融、社会秩序重组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地区是北方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北魏时期直到北齐阶段的诸多造像、刻经、寺院等佛教遗迹。基于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山东地区北魏佛教造像变化的轨迹,讨论其造型风格来源、流变,结合当时当地佛教传播、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特点...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唐代是中国史学、经学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在史学方面,官修正史大放异彩,实现了从私人著述到政府修撰的决定性转变;在经学方面,《五经正义》的编订体现了与汉学、宋学不同的面貌,起到了过渡作用。学者们对此已多有关注。然而,唐代文治的另一项事业却往往被人忽视,即佛教译场的佛经翻译实践。其时,佛经翻译与史书修撰、经疏编订不仅在时间上一致,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也多有重合。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至唐佛经翻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译场的分工合作或多或少影响了唐代集体修撰的风气,而佛经义疏的编写也与隋唐的儒经注疏互为映照,体现出折衷取长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     

藏汉双语教师培训调查研究——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藏汉双语教学是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一项基本政策,提高藏汉双语教师培训的质量是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以甘南州夏河县藏汉双语教师培训为研究对象,经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对培训的现状、需求、产生的影响、经费及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提出影响藏汉双语教师培训的研究建议。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中国传统佛教与日本“批判佛教”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有日本学者质疑中国传统佛教并非真佛教,最后酝酿出"批判佛教"的思潮。他们在误会《阿含经》缘起法的前提下,强力否定以如来藏之修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影响所及,台湾佛学研究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事实上,如来藏并不违背《阿含经》。《阿含经》的"我"和"识界"等名相,以及入胎识、持身识等观念,说的都是如来藏,也是实质上的大乘法。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基于民族地区儿童全面发展的学前藏汉双语教师“双文化”素养

青藏地区的儿童生活在多民族并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其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要支持促进民族地区儿童发展，需要以其生活环境及生活经验作为活动设计的基础之一，在藏汉混居地，幼儿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要立足于儿童生活的藏汉两种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因此，此地区学前教育教师，需具备藏汉“双文化”教育的态度和理念、实施藏汉民族文化教育的能力和藏汉民族文化知识，由此更好地促进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进而提高本地区学前教育质量。     

交流与融洽——民国入藏大员眼中的在藏汉人

民国大员黄慕松与吴忠信入藏处理藏事过程中与在藏汉人有很多接触,通过观察了解他们掌握了不少在藏汉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吴忠信不仅与在藏汉人来往多,还多次与西藏地方政府要员沟通,注意对在藏汉人权益的维护。两位大员的观察记录显现了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较融洽的汉藏民族关系和比较正常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民国初年西藏地方并无所谓"驱汉"的民族仇杀。     

汉译佛典与杜诗语汇

隋唐时代,为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此时的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词新义剧增.本文以杜诗为对象,从中爬梳佛教语汇及受佛教儒染刻烙的本土语汇,以大量实证材料,进一步印证汉译佛典是隋唐语汇发生剧变的重要媒体.     

佛教在藏区的复兴与青海丹斗寺

丹斗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发祥地。经“三贤哲”、喇钦·公巴饶赛等佛教大师的不懈努力,在这里招徒建寺,积极传法,为多康地区培养了众多的佛教僧徒,并逐渐形成了佛教复兴与传播的中心,进而又为卫藏地区培养了佛教复兴骨干力量,从而带动了佛教卫藏乃至整个藏区的复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