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基于此,阮籍、嵇康前期的思想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魏晋禅代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调整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色彩。阮籍、嵇康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恢复内心的宁静,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玄学思想逻辑地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诗风的“玄言”化

东晋“玄言”诗风兴盛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然一种诗风的出现肯定有其独特的质素所在。玄学之所以在东晋之时对诗歌施以重大影响,则由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哲学意义上的玄学转化为政治话语,此亦是玄言诗潮绵延百年的重要因素。     

玄理与诗情冥一

本文首先探讨了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 ,阐明了玄学是对《易经》和道家老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是一门幽冥玄无之学说。它以无为本 ,崇尚自然 ,不但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由质实转向空灵 ,并使人们开始重视自我体认 ,重视人性和人生。嵇康和阮籍 ,把这一幽冥玄无之学说变为现实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到了陶渊明 ,他非但把玄理融化到现实生活当中 ,而且化玄理为诗情 ,达到了“玄理与诗情冥一”的审美境界。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玄释与魏晋山水诗

魏晋玄风大炽,玄言诗以诗的形式,哲学的语言阐明玄理。玄言诗与玄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魏晋山水诗与当时的两大哲学思潮——玄学与佛教亦有密切的关系。本文拟从山水诗产生的时代与作者、玄释直观思维、作者的人生理想探讨玄释与魏晋山水诗的关系。     

“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嵇康阮籍哲学新论

嵇康和阮籍通过“齐是非”而凸现了个体的自然本性的本体地位,通过“齐万物”使个体本性获得更为普遍的诠释,又通过“齐物我”的方式揭示了一种本体——境界理论以及“无心守志”的功夫理论。从动态的眼光来看,嵇、阮哲学是玄学“性”本体论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 ,是汉魏之际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纵观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理论发展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 ,从“分文析字”的训诂到“辨名析理”的玄思 ,从经学神学目的论到玄学的宇宙本体论 ,以及从宇宙哲学到人格哲学的演变 ,使得思想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玄言诗的定义

在对玄言诗的研究中，何谓玄言诗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总结前贤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玄言诗是魏晋到宋初时期以体悟玄学义理和佛理为主旨的文人诗这样一个定义。     

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

魏晋玄言清谈具有一种艺术意味和艺术精神。玄言诗产生于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玄言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们的现实感受与高情远致；玄言诗中频繁使用的玄学概念，也同样洋溢着充沛的艺术精神。玄言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主体的超越——《声无哀乐论》与嵇康玄学思想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思辨性的玄学论文,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自我超越。一所谓“音乐之体”的“体”,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审美客体。《声无哀乐论》从客观存在、生成本原、构成要素、本质属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音乐之体问题。其中生成本原是音乐之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都是由此决定的。与阮籍《乐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的观点相似,嵇康…     

大陆近二十年玄言诗流变研究之检讨

研究玄言诗,首先须明了其义界和流变问题.玄言诗,实为以玄学思维方式来体悟玄理的诗,其中的玄理包括三玄和佛理.对玄言诗流变的研究,关键在于对其起始阶段的确定,这又涉及到对其义界的界定以及对"何晏之徒,率多浮浅"的理解."浮浅"实指"浮华",是对何晏等人和玄学兴起阶段的一种行为特征的指称.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吴功正《江海学刊》编辑部魏晋六朝的哲学思潮表现为玄学思潮，它起于魏代齐王正始，经竹林期，至中朝，历时七十多年，成为玄学的鼎盛时期。到东晋，衣冠渡江，仍带来了玄学，但其思辨形态有所不同。它风靡思想界，在玄学理论上产生了许多引...     

论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

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要因而论,或当在于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这三个方面。     

有无之辨与自然雕饰之争——魏晋南北朝两种审美情趣的玄学根源

一《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刺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这些记载其实反映了贯串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两种审美情趣: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到南朝的陶渊明、谢灵运,以及标“自然之道”论文的刘勰、倡“自然英旨”品诗的钟嵘,都推崇自然天真、芙蓉出水的审美情趣;从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到南朝的颜延之、萧纲、沈约等人,则追求雕饰藻绘。魏晋南北朝这两大美学风潮的形成原因,除受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外,与玄学中的“有无之辨”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玄学成为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思潮,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立身行事。审美创作也受到玄学思潮的冲激,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六朝大诗人和大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浸染上了玄学成份,陆机、刘勰等大美学家,在构铸自己的理论大厦时,更是自觉地运用了玄学方法论。所以,六朝的美学与先秦两汉和后世相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更紧。以王弼、何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