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对待网络民意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网络民意能够成为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担心网络民意失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矛盾心态源于网络民意的双重属性:它既有真实性、草根性的优势,又有非理性、偏颇性的不足.通过对形成网络民意困境的原因的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可知,为了使网络民意有序化发展,政府应当从培养理性网民、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强化信息公开、柔化网络民意的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适当放松对网络言论的规制,严守网络言论规制的限度,以维持网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保障公民独立人格的发展.     

网络民意表达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分析

互联网的普及使民意表达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民意表达越来越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与传统的民意表达模式比较,网络民意表达方式既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面,又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为此,政府应加快互联网建设,媒体要加强自律,而网民则需要提高网络素养。     

去伪求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期待

网络民意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民意指向,但却面临“真”、“伪”难辨的困扰。应该以网民法制意识培育为出发点,科学塑造民意;以电子政务建设为立足点,合理收集民意;以网络舆论监管为切入点,正确引导民意;以网络技术完善为支撑点,安全保障民意,使网络民意的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充分实现。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互联网民意价值考量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不仅是地方政府问政于民和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而且在推动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网民的结构特征、网络民意表达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以及网民参与民主决策等方面阐释和分析网络民意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必须从构建有序的网络参与决策平台、网络民意评估、网络民意回应和政府与网民对话互动机制诸多方面理性进行考量网络民意对决策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的最优化目标。     

试论网络民意表达在强化执政能力中的效应

日益兴起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成为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即越来越多的网民借助网络平台诉求自身利益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网络媒介的固有特征决定了网络民意表达具有完善传统民意表达主体的结构,改进民意表达的议题选择等现实价值。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深入分析这些新的变化和要求,探索新时期如何更好的应对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网络民意与执政能力建设探析

民意即民心向背,民意的认同和汲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要素,在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更多基于网络的民意表达,网络民意的出现对党的执政力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基于网络民意的执政能力建设可以从全新意识的形成、网络平台的有效利用以及制度的规范和履行等几个方面入手.     

网络民意的表达路径与收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的视角

网络民意影响政策议程和政策内容已成社会共识,而如何收集网络民意、让公共政策更充分地体现最广泛的民意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网络民意表达具有集聚和分散的双重特点:在政府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定向集聚的态势,短时间内集中于特定的网络平台之上;在公众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分散性和碎片化的特点,无固定的平台和时间点。与之相对应,网络民意收集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政府可主动设置网络平台,吸引网民通过制度性渠道集中反馈,可以方便、快捷、有针对性地收集网络民意;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全网式的广泛搜索,可以在全样本数据基础上展现民意全像。     

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其有序表达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已逐渐成为一个反映民意诉求的重要平台,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应重视网络民意表达,变"堵"为"疏",转变网络舆论管理机制,加强网络立法和监管力度,构建网络问政平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网络回应长效机制,加强主流媒体阵地的建设,积极引导网络民意表达方向,规范并保障网络民意表达行为,推动网络民意的表达有序,促使其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论民意表达的三个维度

现代多元社会,民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进程而展开和升温;我国民意表达的自由度和广度也大大提升和拓展。但民意表达仍然存在道路不畅、表达分散和无序化、表达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民意失真、失效和失范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应通过对民意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引导和规范完善,建立和健全有效、有力和有序的民意表达体系。     

网络民意规范化研究——推动民间借贷立法进程为视角

网络是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重要路径和平台,网络民意间接地对我国的金融政策和立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甄别和吸收网络民意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内在立法中反映民意的诉求可以提高政策和立法的质量,保障法律在实践中施行的实际效果。就我国民间借贷立法而言,网络民意发挥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影响到民间借贷立法理念、规则设计和整体立法进程。网络民意的形成有区别于传统民意汇聚的特点,应积极地以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综合的方式来设计及规范这一互联网下的民意交流平台。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