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徽州的文学复古思潮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

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主要由别集提要加以体现,将前人成论植入提要、以"议论具有根柢"的姿态示人,为其主要批评手段。故其明代复古文学批评的考察,须从文献与批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明代"前、后七子"别集提要引用文献的考证与判读,引用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随之曝露,清代官方学术对明代复古文学的批评立场也因之明晰。这些工作,也为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扫清了障碍。     

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三重动因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包括了三方面的原因:在权力地位上,不满于李东阳等馆阁文臣的压制,在文风上不满于三杨以来流行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风格,在思想上不满于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及其对文学的侵蚀。复古运动既包含对当代馆阁文臣的挑战,也包含对开国之初三杨台阁文风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明代以来更加强化的宋明理学的反思。它们与心学一道构成了当时"厌常喜新"的社会新思潮。     

明代文学史学述要

明代文学史学的发展状况与该时代文学总体发展趋势相印合.前期由于政治与文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文学创作与文学史学因袭传统的成分很重,少有创新;中后期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变化加剧,创作与史学取得重大突破,成果丰硕辉煌.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试论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的一体化倾向

文学史上,人们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颇感困惑。本文试图从中国明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文化的比较中找出二者的同一性它们是反封建、反理学的双刃剑,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     

边贡的诗学理论与创作

边贡为明“前七子”重要成员之一 ,在诗歌理论上积极拥护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以《三百篇》及汉魏、盛唐之诗歌为宗。具体学习方法上 ,提出“守之以正 ,时出其奇”。强调诗歌应有真情实感。内容上主张“文以载道”。作品呈现出飘逸清丽、感情真挚的风格特征 ,为明代文学增添了异彩。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

在单一句子层面上史学与文学指实与纪虚之别不足以抹煞二者在文本层面上叙述的同构性,因此,文史关系并不像通常所以为的那么直截、简单.不过,史学文本中文学性叙事方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史学认知合理性的颠覆,关键是对于虚构我们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作为非实践指向的学科,真实性本身对于史学来说亦未必具有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的意义,在此,理解的创造性与深刻性也许是更重要的.     

以比较的视野看刘勰的复古文学思想

本文以中西文化———美学通观的视野,在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中,对《文心雕龙》的复古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刘勰以宗经反本、雅正体要为归宿的文学退化历史观,体现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处置模式,与严羽及其明代复古诗学隐含人类学—美学思路的诗史观,构成了迥然不同的话语系统。本文还对刘勰的“通变”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通变主张使刘勰的复古思想增添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有限的开放性。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从易堂九子的古文复古理论看清初文章之取径

作为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在理论上,他们对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进行了整合,主张打破门户之见,由唐宋上追秦汉,而这正是清初文章复古的主流思想,在明清之际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界在论及清初文章之取径时,大抵认为以唐宋八家为独宗,这实与事实不符.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崇经重史惟真惟实——王若虚文学观与其经学、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

王若虚是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以学术精博、见解独到,见重于当时.本文就王若虚文学思想与其经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从立足经学、审视理学、借鉴史学等方面具体论述,认为经学培养了王若虚的思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史学培养其求真精神,作用于文学则形成了王氏重思辨、不盲从,求真务实而又重情性抒发的宏通文学观,使其文论思想在重情、理、诗意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经学思辨色彩,亦带有史学求真惟实的光芒,能够切入文学本体,在金源诗学而独具特色.     

从学术传统看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对于各种知识性质的认识及其边界的划分,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史学与文学这两大知识门类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两者间的关系既呈现出划然可分的边界,又往往相互含摄、彼此纠缠.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人文学术的史学与文学,既有其知识发生学上的类似性和知识性质上的近似性,又有其方法、技术上的差异性.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知识上可以互相含摄,却不可以互相取代. "分则双关,合则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