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从光源氏与贾宝玉的比较,看“多余的人”形象特征的同异性

(一)光源氏与贾宝玉两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个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光源氏与贾宝玉同属“多余的人”的形象,他们的本质特点是一致的,仅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而已。光源氏与贾宝玉的形象同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多余的人”形象,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点。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而它又是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艺术反映。例如,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顽强,抵触与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随着贵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出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继而又随着贵族革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从文学和史学的双重角度多视角地分析和论述“多余人”的悲剧,同时,我们也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他们及其时代有了一个本质的了解。     

贾宝玉与奥涅金

贾宝玉与奥涅金都是世界文学画麻中的“多余人”.在他们身上既具有“多余人”的共同特点,又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多余人“的悲剧成因及其社会意义

19世纪 2 0 - 50年代 ,俄国作家塑造一批独特肖像 ,即“多余人”的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通过剖析他们由家庭出身、文化素养、生活方式、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悲剧性格 ,揭示出俄国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有悲惨命运 ,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着跨时代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贾宝玉与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的美学比较

奥涅金和贾宝玉两个文学形象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将以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辩证地进行比较,以加深对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的理解。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浅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贾宝玉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贵族青年知识分子 ,贾宝玉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不能摆脱阶级和出身所给予他的束缚 ,却又对此感到厌恶和不满 ;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同流合污 ,却又不能在另一个阶层———下层人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他仅仅是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多余人”。当然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奥涅金与杜少卿的比较研究

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又无法融人人民,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一个“多余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世界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家情感经历的投射,所以吴敬梓也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同时,杜少卿与奥涅金又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指出了艺术形象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     

“多余的人”形象论纲

打开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多余的人”的形象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重新系统地探讨“多余的人”的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从传统意义上说:提起作品中人物形象,人们通常会说某某是正面人物,某某是反面人物。所谓正面人物,指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旧世界叛逆者——革命者而言;所谓反面人物,指恶棍、赌徒、花花公子、悭吝鬼、骗子手以及旧制度的卫道者而言。但是,这两类艺术形象在世界名著中所占比重甚徽;而大多数却是具有中间性质的中间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世纪儿 多余人 零余者

世纪儿多余人零余者张承菊在文学作品中正式塑造“世纪儿”形象以“世纪儿”命名的是１９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他的《阿达拉》和《勒内》被誉为“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多余人”是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在俄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组形象系列。这组形象...     

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形象

“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之一 ,其主题突出强调“人的孤独”、“世界的荒谬”。笔者认为契诃夫的一些作品可以算作是这一主题的源头之一 ,能够作此结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契诃夫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在“荒谬而虚无”的世界里的“反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