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性别之间：《镜花缘》“女儿国”叙事的政治面向

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女性主题历来备受关注,但单独讨论性别很容易为现代观念所束缚。这部小说创造性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国家的视野中加以呈现,“女儿国”的构想既作为乌托邦,又作为国家实体而存在。从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话语结构。海外女儿国的性别身份秩序建立在与他国的对照中,结构性的男女对立在这里被表现为直接的暴力。天朝女君武则天既是女性权益的保护者,又是颠倒阴阳的暴君,以她为核心的女性自治,不得不导向虚无的结局。天朝与海外番邦之间的华夷之辨模仿着男女之间的性别规范,女儿国的颠倒结构却对天朝秩序构成了反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是现实的再现,又在政治话语中成为男性的隐喻。     

《情史》辑评者考辨

《情史》是晚明刊刻的一部小说选评本 ,但不自署姓名 ,只用龙子犹之名作序 ,笔者留心这一问题 ,据近期发现的新材料 ,认为《情史》辑评者为冯梦龙。     

无情化有,私情化公--《情史》对人性的张扬与消解

由于冯梦龙"折中"和"骑墙"的"情教观"使他在<情史>中所辑的一些男女情事大都弥漫着一种对人性张扬和消解的张力.在文本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对世俗男女私情的揄扬和对僧侣犯禁行为的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用婚姻和因果报应及天命难违的方式予以消解.这些创作意向上的背离也反映了冯氏矛盾的婚恋观.     

聚焦正规战役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保卫延安》与《红日》比较论

从截至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可被看作"十七年"期间关注并表现战争的"双璧"。两部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史诗性"书写,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对人性勘探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分伯仲。在特定年代,两部作品既收获了"不虞之誉",也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求全之毁"。论文结合两部作品的历史评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二者思想艺术成就上的"得"与"失"进行了论述。     

论略萨小说《叙事人》的双文化视角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叙事人》中有两个视角:"巴尔加斯·略萨"的视角和"叙事人"的视角。这两个视角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与原始印第安文化两种文化眼光。双文化视角的选择是由作家的文化意图决定的,体现了他对文化的关注,引出了文学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民族存亡的重大主题。因此,《叙事人》对于略萨小说的文化内涵研究意义重大。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论《大浴女》的叙事特点及其叙事效果

铁凝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在小说叙事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小说体现出作者对于叙事学、文体学思想的自觉关注和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积极探索,突出了叙事技巧在深化文本主题上的艺术表现功能.《大浴女》通过对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的巧妙运用与转换,使其探讨灵魂,关怀人性的主题得以更好地彰显.     

从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看古代彝族婚俗

《阿诗玛》是云南省撒尼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一部叙事长诗，在长期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版本。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专门有人收集了这些不同的版本，经过整理后写成定本。从1960年出的定本当中，虽然渗入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本文认为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发现彝族婚俗中的基本形式：自由婚恋与抢婚制度并存的婚姻礼俗。     

《文心雕龙》的“指事”与文体叙事传统

《文心雕龙》的指事具有了直指事上,的中物体和指称事义,直言不隐两层含义。文论和六书体系中对指事的使用并行不悖,刘勰将其纳入文学批评话语,吸收了佛教译经的含义,凸显实录无隐、不曲笔不粉饰的叙事旨归。指事是诸多文体叙述的策略方法,指陈事实及直言不隐是重要内容,并且与佛教经典及诵唱文体相关联。文学叙事的要求不断细分指事的文体类目,指事的日益丰富又扩大了文体叙事的范围,二者的张力与互动,造成了文体的生成与独立和一贯的实录、直切的文体叙事批评话语。     

真爱追求者的灵魂之舞－－评《爱海情潮》

徐成淼的<爱海情潮>是一部散文诗体内心独白长篇爱情小说.作者以其对爱无限幽深丰富的心理体脸,以饱蘸情感的艺术笔墨对真爱的内涵进行了一番诗意的阐释.在物欲横流和精神匮乏的时代症候中,作者对真爱的重新思索,对精神之爱的执著追求,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小说在诗性叙事方面也作了一次较为可贵的尝试.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代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新生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婚恋问题常被忽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研究,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在理性化、多样化、城市化和自主化等方面的现代性表现,同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现代性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并提出在宏观环境营造、具体解决政策出台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等方面的解决之径。     

无名氏小说的情感叙事与形象塑造——以《北极风情画》为例

在民国的小说创作中,无名氏善于用一种极喜极悲、极冷极热、极动极静的大起大落式的情感叙事,来叙述人间的悲欢离合,抒发生命的爱恨情感,塑造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从中展现生命在情感漩涡里久久激荡的情形,以形成一种极致的情感冲突之美,使小说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度和审美张力。     

从水崇拜看《诗经》的婚恋诗

水是生命之源,中国古代就有水崇拜的传统,内涵丰富,生殖崇拜是其之一。我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大量的爱情婚姻诗,而且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既是上古时代风俗的体现,也蕴涵着生殖祈子的愿望,它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     

《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 ,而是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进行了全面和多方位的刻画。尤其在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蛇传故事"与重释性叙述

中国古代有一种集体共享型故事,它形成于叙事的"公共领域",历代相传,"白蛇传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这一类型的故事内含着人生的某个典型情景和生存困境,也寄托着某种深刻的文学喻示。在集体共享的过程中,它被反复重述,也被反复释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在重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时总会或多或少地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去重新阐释故事的要义;一次又一次的重释,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某个历代必有的人生问题的体认,故事中所内含的某个生存难题在人们的反复释读过程中呈现着动态而微妙的变化。故事的"重释",使我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活力,"重释"后的故事焕发着新的叙事魅力。集体共享型故事正是在多次的"重释"中一步步深入人们的心灵,汇入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三国演义》叙事形态的时空关系

历史演义小说每每有正史作参照,因而其叙事时空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显而易见。文章分析《三国演义》叙事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并说明这种差别正体现了叙事主体的控制和调度,形成小说审美价值本体的基础。     

精神分析与小说中的性爱叙述

“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是人类心灵之中的普遍矛盾,弗洛伊德关于性心理的学说揭示了这一人心世界的奥秘,它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性爱叙述所反复表现的主题。弗洛伊德对精神心理的研究,为文学打开了一扇深入作家灵魂和人物形象心理世界的窗子,当代女性小说的私化和细化倾向也是与精神分析学对性心理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从它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精神分析学依然称得上是20世纪伟大的理论发现。     

试论《九歌》与《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针对其作品中关于男女恋爱的情节,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认为是诗人用以隐喻自我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文章在对《九歌》和《天问》中涉及男女之情的细节阐释中,发掘出本来浅浮于文本表层却不被后人所注重的,屈原本人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观点,同时分析出文本中彰显的矛盾的婚恋观正是由于诗人受南北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所致。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