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引导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往往随之而生,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舆情成为重中之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蔓延至全世界,网络民众参与下形成的铺天盖地网络舆论的扩散程度也远超以往。本次网络舆情启示我们,应采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差异化引导策略,以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舆情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创新创业教育在遇到新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该文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高校教育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带来的影响,探讨梳理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特殊时期下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对策,有助于高校创新创业的更好发展.     

高校辅导员助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思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高校辅导员应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发挥自身作用,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坚决杜绝疫情向校园蔓延。辅导员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心理援助能力,架好沟通桥梁,守好疫情防控阵地。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打好开学提前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理解平凡生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双向伦理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伦理学在这种极端情况面前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然而,这并不能否定伦理学的价值,因为伦理学的真正用武之地是极端情况到来之前的平凡生活,伦理学的优先任务不是"改造"而是"保卫"平凡生活。平凡生活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社会范围内,广大社会成员不仅享用而且认可的相对安定、满足、具有发展前景和稳定预期的日常生活方式。它具有日常性、社会性、一般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征,包含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免于绝望等基本内容。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大众的普遍心理以及习俗的惯性定式,平凡生活既是脆弱的,也具有内在的韧性。伦理学要尽其所能地为平凡生活编织更具韧性的防护网,弥补其脆弱方面,使之更加坚强稳固。     

民间外交与文化共享对构筑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意义——对中日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若干思考

一、守望相助为新时代中日关系注入动力。在中国暴发来势凶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经年与中国磕磕绊绊的日本居然出现援华义举,特别是日本要“举全国之力”与中国共度危难的态度,让国人感到意外。这是一次在中国人没有心理准备情况下日本官民几近爆发式的对华善意表达,也是暌违久矣的中日“急接近”。     

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骤然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使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使日本的应对、处理方式,尤其是援助中国抗“疫”的外交努力进入了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一、日本疫情防控有利有弊、众说纷纭日本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有五个特点:(1)依照法律行事,职责分工明确;(2)管理层次明晰,比较有实效;(3)政府视情况,可动员自卫队参与应急处理;(4)注重组织保障;(5)管理体系日常化。但是,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日本各界及国际舆论褒贬不一。肯定的意见认为日本政府、卫生系统乃至全社会对疫情有足够重视和准备,疫情发生后能坚持依照法律、法规审慎行事,总体上比较理智和冷静,处理上也基本得法;而在批评者看来,尽管依法依规行事有其好的一面,但过度拘泥、墨守成规也导致疫情应对失据,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弊端。     

人口流动性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水平的影响：基于空间交互模型与SEIR模型

基于空间交互模型,利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数据,运用莫兰指数测算疫情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同时构建SEIR模型,推导和预测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水平变化趋势,从而解析人口流动性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水平的主要影响机制和特征。研究表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分布呈现空间正相关性,疫情传播水平受到临近省份感染人数的影响;SEIR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人口集聚,能够显著降低潜伏者和感染者人数;总体而言,在控制传染系数、易感人群的比例和接触人数的条件下,区域人口流动强度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水平呈同方向变化,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是降低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的有效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微生物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课程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理解与掌握微生物学科相关基本概念与知识、基本原理和操作的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新冠肺炎疫情迫使部分本科生的课堂教学从线下转到线上,这不仅给较为依赖师生共处面授课堂的传统教学方式带来巨大的挑战,而且对参与课堂学习的学生固有的学习方式也提出了更...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策略论析

面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在线下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况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高校应认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重大疫情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重大疫情的重点,通过主体实践、方法实践、途径实践、保障实践和教育实践来构建"五位一体"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高校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增强高校舆论调控与管理能力,深化网络思想引导和沟通措施,落细落实心理干预和心理指导,善用生动的案例开展多角度网络教育,积极有效地应对重大疫情。     

“抗非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践行路径

"抗非精神"是对在2003年抗击非典型肺炎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简称。"抗非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较高的时代价值,是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阻击战的强大武器。要弘扬担当精神压实防控工作责任、弘扬人本精神实现防控战略目标、弘扬科学精神探索防控客观规律、弘扬创新精神提高防控实际效能、弘扬协作精神凝聚防控强大合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数字时代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以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数字赋能形成了各归其位、信息共享、资源融合的危机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各主体在信息共享平台、协同调度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相互合作,达成了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转型,也对危机协同治理提出了挑战。基于此,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建立与数字技术兼容相匹配的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在健全危机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实行技术与制度联动机制、拓宽基层治理共同体等方面加以实践,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网格化简约治理——基于湘北L县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考察

2020年初,湘北L县主要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常规网格架构包括部、网、格、子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发端于城市社区治理,其最初功能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后被赋予综治维稳等功能。常态网格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L县农村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部地区分散型农村,政府过度依赖常态网格进行乡村治理,疫情防控中常态网格长时间高度组织化运行,治理成本较高,后续防控乏力,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其他乡村治理事务都应充分激活调动网格内自治力量,将组织一元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的"网格化简约治理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期民众心理与行为分析及对策建议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扩散形势严峻,民众或多或少产生焦虑、恐慌、悲观等不良情绪,不同程度影响着身心健康与工作生活,为此开展问卷凋查并研究分析,及时掌握民众心理与行为特点,适时提出加强甘肃省内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及宣传力度、加快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心理援助应急服务队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加强青少年及教师队伍的心理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方案,为政府优化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做好复工复产提供数据支撑及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创伤的社会性维度与循证实践干预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集体创伤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叠加性、持久性等特点,急需学界与公共服务界的关注.疫情创伤的社会现实、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历史脉络,为社会工作参与缓解集体创伤的社会服务提供了现实需求、政策授权、学理脉络的合法性.目前生理医学和心理学视角下的干预尚不足以完全消解这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伤...     

专家知识及其政治伦理限度——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家效应谈起

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掌握医学、科学等方面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家成为人们对抗病毒时最直接的依赖对象。此外,在其他一些领域如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知识加以解决。由此,在现代社会中,专家知识的作用尤为凸显。然而,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给专家知识的作用范围划定界限,将那些专业性较强、能够用科学和技术加以解决的问题交给专家,而不是凭人们的主观意志来解释和决定;那些专业以外的问题,则是专家知识无法解决的,也不应该由专家用科学和理性来强行裁定或计划。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在公共讨论出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共同善等一阶问题的基础上,将民主与专家知识都看作实现美好生活、促进共同善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