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传统官僚制的现代遗存与中国政府的现实应对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显著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多元视域下中国官僚制合法性解析

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遵循了韦伯式的路径,其一元性特征导致官僚制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具有多元特质,即存在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合法性,中央与地方官僚制的合法性,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官僚制合法性,城乡二元制与官僚制合法性,区域发展差异下官僚制合法性等问题,这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公共需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因此,须在充分考虑多样性社会公共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健全公民与官僚制机构平等对话机制、增强公共需求理解与公共服务个性化等方式进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以化解合法性危机。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有利完善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有利于形成科学和民主的公共决策;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     

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承认政治与后权利时代的正义——查尔斯·泰勒承认政治述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文化群体是否及如何在政治中得到承认,已成为当今民主政治议程中最为突出和不断争论的问题.查尔斯·泰勒在区分个人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平等和公共交往的策略,试图通过一种寓于对话和交往之中的“承认政治”,调和高扬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倡导特殊主义的差异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自由社会的制度设计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理论路径.泰勒的承认政治预示了后权利时代公民认同和文化正义对于政治团结的重要,开启了全球化背景下有关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思考.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政治空间结构的转换与辛亥革命党人建国理论实践的演变

清末时期,满清王朝在形势逼迫下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被动开放出一个类式西方社会转型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急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空间结构”.既造成了一个实力不济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从王朝中分离出来的实力派官僚集团.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遭遇了三个利益集团的对抗.这一格局决定了同盟会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命运.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机制探析

鉴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建设的新的路径选择;论述了制度带动、机制促进、行为导向三个主要渠道;指出当前我们应该按照制度-机制-行为的思路抓好这项工作.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行政范式与价值取向变迁

西方公共行政在百余年发展进程中 ,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变 ,即从早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到中期的民主制行政范式 ,再到近期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与之相对应 ,行政价值也从效率至上主义到以民主、公平为主导 ,再到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为核心价值取向     

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及其成因

自1932年至今,泰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经历了五次大的机遇,也遭受了一系列军事政变的挫折;致使泰国的政治发展既没有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样建立起稳固的威权体制,也没有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在民主化之后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体,而是在动荡和军事政变中像钟摆一样在军事威权、半民主和民主政体之间来回摇摆。造成这种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因主要在于泰国的政治发展形成了对军事政变的路径依赖、没有构建起现代的官僚体系、统治精英之间相互分裂与斗争、民主的支持力量软弱而不稳定。泰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无法摆脱目前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要建立稳固的民主政治,泰国必须培养强大的民主文化。     

民主共识的达成——协商民主解决多元偏好冲突的路径选择

传统民主理论的一大困境在于多数主义不能解决偏好冲突问题而达成共识,社会选择理论更是认为个体选择的理性会导致集体选择的不理性,以此证明民主共识的不可能性,而协商民主理论为解决多元偏好冲突提供了路径。协商民主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互信合作、协商的公共精神、协商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来整合偏好冲突而实现理性推动的共识。协商民主的这种思路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视野。     

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成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这一看法并不准确。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系统论述和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有关论述来看,实行政治民主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必须从完善党内民主、扩大基层民主、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法治进程几个方面选择综合性改革路径;应当采取渐进式改革战略,以实行党内民主改革为关键,首先从外围突破,为促进党内民主改革、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条件。综合性改革路径选择与渐进式改革战略相结合是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和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分析

"全能主义"一词由邹谠教授最初提出以后,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政治模型展开了各种讨论和研究。结合全能主义政治的内涵、特征以及我国的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对两种模式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前者主要具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官僚体制三个特点,后者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群众式民主、国家建设的群众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