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

1934年春,一场由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伴随着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炮火硝烟风靡全国。该运动在形式上力倡重振道德和提高个人的国家观念,强调将礼义廉耻贯穿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蒋介石等又称其为“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一场以追求强化统治效能为根本目的的思想统治运动,用复兴文化的旗帜堂皇行进,体现了蒋介石在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思想统治的新的思考和特点。对其所标榜的文化复兴问题分析作些剥离工作,有助于加深对这场运动及蒋介石当时所思所为的认识。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战时中英关系

1942年2月5日到2月21日,由于战事的需要,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6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蒋介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唯一一次访问。在印度,蒋介石同英国驻印度的高级官员和印度一些重要的民族领袖进行了会晤。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这次访问对战时中英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下)

蒋介石改变初衷,李白决定苦挣到底7月13日蒋介石由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意示他在解决广东问题后,依旧保持广西现状。当时黄旭初、刘斐正在广州同陈济棠举行了两天的会议,准备即日返邕。白崇禧特电告黄旭初。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由于身份特殊，因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其特定位置。本文拟就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略陈管见。一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宋美龄与蒋介石总是相伴相随。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     

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

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罗平汉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军政领袖的蒋介石和冀察地方政府首脑的宋哲元，顿时面临和还是战的选择。本文试对蒋、宋和战态度的差异作分析与比较。蒋介石：重在战，不放弃和７月８日，在庐山消...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这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保存起来的力量,一举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解放军,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建立黑暗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反人民内战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但是,当时蒋介石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困难之一就是运输问题。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他的军队绝大部分驻扎在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这些地区交通很不方便,要把这批庞大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内战前线,如果单靠蒋介石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显然,这对蒋介石是非常不利的。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     

评大革命时期的张静江

评大革命时期的张静江陈国强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也是本世纪前半叶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视其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导师”。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张静江作为辅助蒋介石走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导师”，曾对当时及此后...     

汪精卫是日本人害死的吗?

汪精卫的死亡真相,在汪毙命不久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流传着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1983年以来,又有人说汪精卫是蒋介石派人害死的。关于后一说法,蔡德金先生在《南京史志》1985年第6期中已作了较详尽的辨析:本文拟就汪精卫是否为日本人害死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说明。本来汪精卫的死亡,据当时公私记载是很清楚的。它不仅为当时伪国民政府1944年11月10日的讣告所证实,而且为陈公博在《八年中的回忆》所确认;特别是《周佛海日记》中作了大量详尽地记述。问题本来清     

"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既体现出蒋介石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为此,蒋介石先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学界既存有关冷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研究重心几乎完全集中于蒋氏与美国利益的绑结,而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也存在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美国破坏蒋介石倡建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即是具体实例,对此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障碍重重的认知.     

略论抗战时期蒋桂之间的矛盾斗争

新桂系是国民党内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派系,与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抗战时期二者的矛盾斗争受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制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影响深远。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但双方依然存在着矛盾斗争。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集团就奉行消灭异己政策,新桂系是其主要对象。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酿成蒋桂战争和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新桂系败退回广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     

试论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蒋介石策略的双向发展

<正>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方面有许多很好的研究,但对共产国际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者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对于鲍罗廷这样一个在中国大革命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特别是他对蒋介石的策略变化以及诸多矛盾问题的探讨还很不透切,甚至有的还很片面.事实上,鲍罗廷一方面在中国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一定的认识,因此使他在如何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试将鲍罗廷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就其对蒋介石的策略变化方面作一粗浅的评述,并求教于同行长者.     

论阎锡山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

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拥蒋防蒋”。阎锡山这一政治策略的形成,经过了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前,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阎锡山善于钻营的本性驱使,阎和当时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以及蒋介石之间还没有什么来往。后来,在北伐中,阎锡山看到北方的局势将发生急剧变化,再不容观望迟疑,遂声言响应北伐,愿在北方作反奉的先锋。蒋介石叛变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宁原因之我见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宁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当时的舆论压力和国内的复杂形势。内因既有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忠君爱蒋思想的一面 ,又有执著的爱国信念所驱使的一面 ,而爱国思想始终是关键性因素。     

试析中东路事件对日本侵略东北策略影响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1929年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怂恿之下与苏联因中东铁路问题发生武装冲突,东北军惨败,被迫同苏联签订《伯力协定》。东北军与苏俄军队的战斗中暴露了实际战斗水平低下的问题,同时还暴露出南京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化,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直接关系不协调。在东北地区拥有特殊利益的日本,利用中东路事件和南京政府内部斗争这两种因素互相交织最终导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以“新旅”的到来而高涨,又以它的离去而低落。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图为全面研究中国儿童运动史提供一点参考。(一)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一百万军队围攻武汉。与此同时,为了从海上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和武汉战役相策应,日军又抽调一部份兵力夺取广州。十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武汉、广州沦陷之后,作为西南重镇的桂林,其地位与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当时蒋介石和桂系之间有着较深的矛盾,广西当局为了抗拒蒋介石力量的侵入,提出了“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并一面标榜抗日,一面实行所谓招贤纳士的开明政策,而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