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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生,原42军170师374团3营机炮连迫击炮手,副排长。我是1949年参军,那年我19岁。部队最初驻扎在辽宁开原,在锦西整编训练。我被分在机炮连,主要武器有迫击炮、水压机关枪和90火箭筒。我是迫击炮的装填手。1950年我们被安排在山海关搞生产,修山海关火车站。工程原计划3个月完成,干到两个半月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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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庸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
一九四八年,蒋军嫡系罗广文部一一一军在山东被我第三野战军歼灭,仅存一个番号。罗广文奉命回川重新组建。川西党组织派遣张学云、韩秉炀、周一生等同志打入该军一一一师三三二团三营七连,掌握连队,准备策反。党内职务,韩秉炀任支部书记,周一生任组织委员,张学云任宣传委员;军事职务,张学云是连长,韩、周二人不谙军事,任副班长。 张学云率领这个连队的骨干于六月开到重庆后,奉命去川南接收新兵。九月,他们经过永川时,韩秉炀回成都汇报工作,川西党组织留下了他,要原是川东地下党成员的周一生与川东党取得联系,策反工作转由川东党领导。十月初,川东临委指派我和龚安国、张斌两同志到学云连队。我当了班长,龚是卫生兵,张是列兵。党内职务,我接替韩秉炀任支部书记,张学云、周一生原来的职务不变。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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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清,原空二军6师16团3大队机要通信员。我是1949年3月参的军,当时老家刚解放,还没土改。我家兄弟4人,我给地主扛活,经常受欺负,一气之下就去当兵了。我们在辽宁开原受训两个月,然后驻扎在锦西搞生产。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份我被整编到空二军当通信员。1951年1月我们军驻扎在安东浪头机场,军长是刘亚楼,军部设在帽儿山。机场距离中朝边境约40公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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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68军611团3营9连机枪班班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与美式装备的李承晚"王牌军"——"白虎团"的一次较量。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最后、最紧张的阶段。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上级命令68军3天内迅速拿下敌人伸进"三八线"北侧中段朝鲜境内48平方公里的高地,把这块直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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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份华东军区文工团到中学招演员,我荣幸被选为舞蹈演员。到文工团报到之后,就听了粟裕将军的报告,要求我们好好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要很快成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军人,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贡献。不久二野军大招生,我考上了,被分到二野军大女生大队四中队(大队长是张杰、副大队长雷立德、政委是刘湘平)。四中队里有少数高中生,多半是初中生,号称小鬼队。我被选为班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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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新学期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回到悉尼,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位小伙伴——我在墨尔本上预科班时的"老班长"Andy,他当初只差0.1分就能考入麦考瑞大学,不用"漂"在墨尔本了.去年复活节时,Andy和我预科班的室友来悉尼玩了几天,一直感慨和我们一起时的好日子.Andy明明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我跟他聊天感觉他当时的负能量却是满满的——被房东欺负、考试挂科、因羡慕别人而感到自卑.正好那段时间,一篇题为《在国外,有20万抑郁症留学生在假装生活》的文章被疯狂转发,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也时常能看到一些被负面情绪困扰的声音……上面提到的文章说,耶鲁大学2013年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45%的中国留学生称曾出现抑郁症状. 当自己一人独自在外,缺乏关爱的时候,负能量会井喷式爆发,孤独、不适、压迫都会被无限放大.文章还列举了好几个留学生因抑郁症自杀的例子.看到班长当时的状态,我和其他同学都担心班长离抑郁症不远了,纷纷建议他尽最大努力,快些结束那边的课程,转学到麦考瑞读大二.我们希望能让班长换个环境,能用我们"小吵小闹"让他甩掉之前的种种不适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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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我14岁时在河北省漳河县公安队参军入伍。1946年,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安全,军委决定从各地抽调一部分出身好、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的骨干,以加强保卫力量。我荣幸入选,先在刘伯承警卫团特务连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到西柏坡任朱总司令警卫排三班班长。七届二中全会时,我担任手枪连的班长。1949年4月,毛主席住进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后,手枪连改为内卫一连,负责毛主席的警卫,直到1954年因工作需要离开中南海,我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学习了八年。回忆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日夜夜,至今仍历历在目。[1]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警卫战士的生活,他常于百忙之中到我们一连食堂了解战士生活情况。1951年的一天,主席看到战士们四人共用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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