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小考

“明德”一词由来已久,由出土文献至传世文献可以考见其在先秦时期的源流演变.“明德”在先秦时期可归纳为四个义项（1）光明之德;（2）德才兼备之人;（3）勉力于德政、以德教人;（4）彰显美德.其中“光明之德”为其原始义.     

论先秦智者学派的主要人物——惠施学说

先秦名家之学并非名学。先秦名家是先秦智者学派。他们讲的是哲学（方法论）而不是逻辑学（名学）。其中，惠施是典型。本文从惠施十个命题加以论证，认为惠施“合同异”学说，就是普遍联系的学说，“合”就是联系。分析中，作者见解有一些是独到的地方，比如，“大同异”和“小同异”的论证之类。对不能归结惠施为相对主义，作者也将惠施和庄子对比，作了评论     

休闲的词源涵义考

休闲是人类的古老梦想,休闲的词源可追溯到先秦和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先秦汉语中,人依木而“休”,缓解劳顿,人于“休”中守“闲”,净化心灵;在西方,休闲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σχολη＇”（scholē）,主要指学习、教育、讨论等活动,而英语“leisure”一词来自于古拉丁语“licēre”,意指合法的、被允许的。现代英语“leisure”一词的语义,应是古拉丁语“licēre”与古希腊语“σχολη＇”（scholē）的结合。无论是先秦还是古希腊、古罗马,休闲都不是等闲下之的庸俗活动,相反,它体现的是合规律性、合道德性及合快乐性的积极生活范式。     

先秦外交谏说的非语言艺术

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大量的外交谏说资料研究，认为它除是一种语言艺术外，还有许多非语言艺术（行为行动艺术）在内，后者大体可分为“奇行异举，巧作暗示”、“设疑诱问，寓谏于答”、“以谬对谬”等五种形式，它不仅密切配合语言，与之相辅相成，还可单独运用，起到一般语言所不能起的作用     

论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教学培育策略

“远看”是指人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先秦—唐诗歌中，“远看”概念场成员共２０个。这些成员在语义属性、组合属性、使用属性三个方面既存在共同属性，又存在区别属性。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时期的历史演变，各成员存在消长和更替的情况。     

基于认知语义扩展模式的日语“足”字多义现象分析

从认知语义扩展模式角度研究日语“足”字的多义现象可以发现,日语“足”字主要是从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认知机制进行语义扩展,其隐喻扩展可分为“形状隐喻”、“位置隐喻”和“功能隐喻”三种,其转喻扩展可分为“空间邻接性转喻”和“功能转喻”两种,其中“功能转喻”中存在二次扩展.提炼出“足”字的语义扩展机制图,可为日语学习者记忆此类多义词汇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现代汉语介词“据”的形成及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据”来源于先秦动词“据”。“据”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西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据”可重新分析为介词,唐五代介词“据”发展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据”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据”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而“据”后宾语由具体到抽象的扩展是引发“据”发生语义变化的动因。“据”由表示“杖持”的实词义到表示“依据”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经历了“倚、靠”义和“依仗”义的语义演变阶段。“据”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据”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隐喻。     

论使役语义的语法表现层次

“使役”（ｃａｕｓｅ）作为一个语义范畴，在语言之中的语法表现，通过几种语言的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分析出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处于三个层次：用可以作为使役形式标记的词汇组合成的语法结构层次、通过词的内部形态变化形成的形变层次和没有表层上的形式识别标记但通过语义层的分析可以得到识别的零形式层次。本文从现代汉语“使役”这一语义分析出发，试图建立所论及的语言在“使役”这一语义要素的语法表现形式上的联系。我们认为这对于语言普遍性的研究是会有意义的。而把零形式作为“使役”语义表现的一个形式层次，则具有很大的思辨价值。     

“尔所生”结构探疑

考察了先秦部分典籍，对“名（代）＋所＋动”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尔所生”即“尔之所生”；“尔”不是“所生”的定语，而是“生”的前置宾语。“所”用在“宾＋之”之后，动词谓语“生”之前，使“尔之生”变成自己的逻辑定语，使整个词组成为“宾（之）＋所＋动”式的“所”字词组。     

中古典型后置方位词"上"、"下"的认知语义分析

后置方位词的语义表述功能很强,如除了可以实指处所方位以及虚指位次范围,还对其前的名词性成分有所选择等,而通过对定量语料相关用例的历时穷尽分析,还可以发现一些其他重要的词义变迁线索.通过对《世说新语》等中古文献典型后置方位词“上”“下”进行认知语义分析并进行相关历时比较,认为先秦到中古时期它们有普遍语法化（或虚化）趋势,语义指称上发生具体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迁移.     

“儒”字补义

在先秦，“儒”有教官、教师之义，但此义为《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失收，故今为之补。先秦时期，在诸侯国中传授专业知识、专门技艺的人被称为“儒”。《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德行”，指《周礼》中的“三德三行”（详后），属于道德行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艺。可见，师与儒都是教师，所不同的是，“师”是负责道德品行教育…     

关于日语复合动词“～かかる”

在借鉴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逆引きデジタル大辞泉》中的39个VV型复合动词“～かかる”进行了重新分类,并分析了各类“～かかる”的前项动词之间存在的共同的语义特征。具体表现为：（1）修饰成分＋被修饰成分,“かかる”表示覆盖、接触之义,前项动词或为含有事物整体向下坠落之义的动词或为表示事物的上半部分向下意义的动词。（2）被修饰成分＋修饰成分,根据修饰成分“かかる”的不同语义又分为动作的方向相向、强调和始动三种。前项动词分别为含有攻击或危害语义的动词,表示主体向对象靠近语义的动词,瞬间动词。（3）前后项动词的关系对等,无修饰与被修饰。前项动词为表示经过、通过等义的动词,复合动词整体表现的是新局面产生的偶然性。     

“不如”句研究

本文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分析了”不如”句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进而分析了“不如”句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认为其语义结构为“起事·关系·止事·补事”，由法结构为“主语·谓语（动补结构）”，语用结构为“结构话题·述题（参照系·尾焦点）”。     

《易经》助动词考察

《易经》中的助动词共有5个，即“用”、“克”、“能”、“可”和“宜”。通过对其考察后发现，《易经》中的助动词有如下特点：“用”作为助动词只在《易经》中出现，其他先秦文献中未发现用例；《易经》中的助动词都是单音节的，未出现双音节的，也未出现与其他助动词连用的现象，而且语义单一。句类分布方面，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这些特点一方面体现了《易经》语言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为全面认识先秦时期助动词的存在和使用状况提供了依据．     

疑问代词任指用法的使用条件

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可归为三种格式：“疑问代词（……）都／也”、“不论（不管、无论……）＋疑问代词,都／也……”、“疑问代词……,疑问代词……”。这三种格式除表周遍性外,还有其他的语义特点,即表态性和概括说明性。这两个语义特点决定了其使用条件———说话人强调所说事物范围广的同时,要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者对所说的进行概括性说明时,才可能使用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找到这一使用条件可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讲练     

“的”字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

本文根据三个平面的学说对现代汉语中的“的”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并试图详尽地描写其功能。全文共分引言、三种性质不同的“的”、“的1”的句法功能、“的2”的语义功能、“的3”的语用功能、余论六部分。文章分析“的”字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删略变换，比较带“的”格式与不带“的”格式的异同，由此分离出“的”字的性质。论文提供了判别句法的“的”、语义的“的”和语用的“的”的形式标准。     

论章法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

宇宙人生之规律，可用“多、二、一（0）”螺旋结构加以概括，它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从辞章中寻得其具体呈现。而落到辞章章法上来说，则包含三种：一是“（0）一、二、多”的顺向结构，这是从创作面，亦即“写”来说的；二是“多、二、一（0）”的逆向结构，这是从鉴赏面，亦即“读”来说的；三是“多、二、一（0）”的往复结构，这是从创作、鉴赏两面，亦即合“写”与“读”来说的。     

论先秦汉语的“有（无）＋VP”结构

“有（无）＋ＶＰ”结构是指“有”“无”后带谓词性成分的结构。大量的先秦汉语语言事实表明，“有”“无”是动词，ＶＰ部分是宾语。“有（无）＋ＶＰ”结构是动宾结构。虽然“ＶＰ”部分具有谓词性词组，尤其是动词性词组的各种结构关系，“ＶＰ”部分本身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等，但出现在“有”“无”后，这些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已经事物化了，成为可指称的对象，可以用代词“之”替代。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

普通话的介词“在”，在汕头方言中有两种形式：“在”和“［ｎａ］”（或“放”），两种词的意义有“已然”与“使然”之别。普通话“在＋Ｎｐ”所表示的处所意义，由于句法位置和谓语动词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意义差别在汕头方言既可产生于“在＋Ｎｐ”上，亦可产生于“放／［ｎａ］＋Ｎｐ”上，可见句式与动词类别引起的语义差别是一回事，“在”和“放／［ｎａ］”的“已然”与“使然”之别是另一回事。前者是普通话和汕头方言共有的现象，后者为汕头方言所特有的现象。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