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决狱看两汉司法官员的价值追求

两汉司法官员在春秋决狱过程中,将儒家伦理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法随时变、国法与人情相结合、宽仁慎刑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对司法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实现国家法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为受刑者开辟轻刑的道路;构建社会生活中的情理场。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试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决狱”

从古至今,对"春秋决狱"的作用评价不一,但是仅就汉武帝一朝而言,"春秋决狱"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可以说是起到了"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的作用.     

中国狱神庙现象中的法律与宗教关系略论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宗教学、法学领域不可回避的命题,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狱神庙现象的存在及其学术价值。为此,以狱神庙为案例,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手对其进行探讨,不仅必要,而且颇有意义。在以"神道设教"为特征的传统中国政教体系中,作为具有同构性质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宗教与法律之间,不仅是一种相嵌互动的一体化关系,而且在维护世俗政治、神圣权威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的目的上,两者经常进行共谋协作,并从相互支持中获得互惠。同时,狱神庙现象的普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征。     

论从习惯到法律演变的一般规律

从习惯到法律的演变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表征,是社会规则系统发生变迁的直接表现。虽然在世界各地的文明演进中,从习惯到法律的具体演变过程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有几个基本的规律是共同的。这些规律主要表现在:(1)从习惯到法律的演变取决于习惯内部矛盾的发展;(2)习惯向法律的演变应当符合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3)习惯向法律的演变要经过统治集团公开认可或者默认;(4)对习惯的认可或默认必须以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为前提;(5)能够向法律演变的习惯必须是社会主体普遍遵从的习惯。     

从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看中国法律演变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虽然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但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依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 ,汉朝不仅《九章律》是在秦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而且“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汉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等体现的大一统思想反映在法律思想上的“法令由一统” ,和秦王朝如出一辙。其次 ,文章从定罪量刑的有关原则着重论述了秦汉法律在确定刑事责任资格、自首从轻、亲亲得相首匿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阐述了前后两朝的发展继承关系。最后 ,结合出土文书的有关案例 ,比较了秦汉律令条文中对几种罪行的量刑处罚 ,借以说明秦汉法律内容的源渊承袭关系。结论认为 ,秦汉两朝虽然有根本不同的立国理论和政治主张 ,但从法律思想、立法原则以及具体法律内容看 ,却有多方面的承袭关系。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氏族社会与中国传统法律

氏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的进程中长期存在,氏族结构在进入国家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变迁的运动中逐步地演变成了公族、家族的形态,对中国传统法律在法律架构、法律精神、法律规范形式上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从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看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化

丧服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独特性特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西法律文化开始不断地冲突和融合,中国传统法律开始逐步近代化。清末变法修律,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作为传统法律重要内容的丧服制度也经过了一个由修改到逐步废弃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透过权力的起源看中国法律文化传统

通过对中国权力起源的追溯,发现权力的某种本性,揭示建立在不同权力形态上的国家与法的内在特征,也不难发现中西权力原初的不一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通过权力的起源的考察不但可以透视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此说始于汉代,以适应"汉承秦制"。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讲"阴阳灾异",而汉儒因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故而"屈君而伸天",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大局",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三纲"在中国古代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现代已无现实意义;相反,批判"三纲"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人文主义,它支配着中国数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与思维活动的方向与进程。本文以人文主义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人为本、关怀人生的基本精神。     

从制度演变的方式看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不想被历史所抛弃,就必须融入这一历史进程。融入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为适应这种趋势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由之引起的社会震荡。加入WTO标志我国已跨入全球化的门槛。我们的体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旧体制仍以其巨大的惯性在某些领域延续着,从而与全球化要求不相适应。与此相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也将有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这些都是从理论与实践上需要解决的。对此,我刊特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等部分博士参加笔谈。现将其中一部分笔谈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从经济发展观的演变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经济发展,20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本文从历史发展和逻辑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从而看出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状况和关于经济发展学说不断完善和科学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行会作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与作用的传统工商组织,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影响,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会以往限制同业开店设厂、招收学徒,划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在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反对,难以为继。一部分固守成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在组织制度、结构功能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向新型同业组织———近代同业公会演变。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的变革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失去.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其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内容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春秋成文法的公布及争论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文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王权的失坠和霸政的兴起,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将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并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公布于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揭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在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宗法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宗法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亲亲”、“尊尊”原则,至西汉时期发展成为“三纲”原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指导思想,也是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本文从宗法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入手,来分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的成因和主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