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中心的空间世界——川端康成小说的叙事分析

川端康成的小说叙事中,男性作为行动元对女性角色有着强烈的催化和显现功能,女性作为行动元对男性角色有着明显的统摄功能;与此同时,人物的心理意绪支配着故事的发展,颠覆着小说情节的有序性,并建立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意指世界,从而使其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讽结构。     

男性:女性心灵史中的行动元--对《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的男性形象分析

笔者把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纳入叙事语境分析发现,男性实际上是功能性质的符号,不再是作者创作的重心,而是帮助或阻碍女性完成其心灵史的"行动元";据格雷马斯人物二分法,从传统"角色"来看,男性处于显性缺席状态;而从"行动元"功能来看,男性又隐性出席在女性的深层意识里,间接参与了女性心灵史的书写。     

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

小说的政治芙学属性,深刻体现于其公共性.小说叙事作为理解生活的形式,首先表现为建立意识形态的"想象的共同体".小说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安排,与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冲突具有深层关系.小说叙事的秩序,特别是人物的角色安排与行动逻辑,体现了政治秩序与情感秩序的统一.小说叙事的视点,体现了公共生活之中"看"的权力,显示了政治美学意蕴.     

论辛亥前张謇经济思想中的国家角色定位

从产业孵化器、制度创新主体以及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张謇对近代中国后发外源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应扮演角色的思考.指出其思想兼蓄英美与日德两类国家发展之经验,试图在干预主叉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出路,从而在协调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平衡关系中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古代戏曲中“庸医”形象与社会解读

中国古代戏曲里的庸医形象源于宋金杂剧,又广泛存在于元明杂剧、南戏和明清传奇之中,是非常活跃的一个角色。作为喜剧人物,庸医将科诨作为主要表演手段,其上场诗用打油体,并以夸张的误诊、滑稽出格的形体动作及"斗医"闹剧来达到嬉笑的效果。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人物:虚构的生灵——论叙事学人物观

传统人物观关注人物的性格塑造、思想内涵,以及人物所属社会类型、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等,强调"叙述为人物服务"。而叙事学认为只有"人物"参与的事件才构成"叙述",所以强调"人物为叙述服务"。人物作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具有两大基本特性:虚拟性和行动性。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叙述往前发展,并且促进人物的生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物在叙述中的意义,并且从叙事学角度拓展对人物的研究:从人物的行动性出发去探寻人物在叙述中的各种功能性作用及其叙事学意义。     

梦魂惯得无拘检醒来犹是惆怅情——关于《秦风·兼葭》梦境主题的解读

对于<诗经·兼葭>主题的分析,历来众说纷纭,飘忽迷离.利用心理学理论对文本主题进行阐释,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而诗中"伊人"的性别定位,则是主题提炼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女子记梦诗"结论的成立,还需要对梦中出现的"水"的意象进行探讨和分析.     

诉讼角色的沟通与传递

在社会学视域中,诉讼角色使命是在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持续、循环、交叉的沟通过程中完成的。诉讼角色有显在角色和隐在角色之分,而法庭是当事人、律师、法官、证人等扮演各自角色、进行交流互动的舞台,社会环境则是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影响角色发挥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转型的出现,诉讼角色的沟通行动与社会环境之间开始出现双向传递的现象,彼此相互作用与影响。     

古文字考释五题

本文以考证和诠释汉语古文字为主要目标.本文由以下五个分题组成一、"临"监"索解--兼示汉字的层级与网络;二、"鼓"桴"索解--兼示汉字的形变与音变;三、"蝤"秋"索解--兼示古代农俗;四、"公"私"索解--兼示古代哲理;五、"廪"字索解--兼示古代建筑.     

两岸诗歌语言的差异及其成因

诗歌的语言表达有两大系统,一是意象性,一是音乐性.在台湾,在这两大系统里,分别达到最高境界的是洛夫和余光中.目前,在大陆,在许多中青年手里,在生命意识和语感的幌子下,口语诗已经蜕变成了"口沫诗"、"口水诗"、"顺口溜".没有思想,没有修辞,没有音乐,没有诗;只有口语.写诗要有底线,在诗歌中应用口语也是如此,要把泥和沙分开,还要把鱼和龙分开.口语在入诗之前,应该先进行沙里拣金的工作.然后,对"言"进行一定程度的"文"的工作.不一定让口语变成美语,但一定要把它变成诗语.否则,口语入诗将使诗变成非诗.     

元代包公戏新探

一、元剧中的包公形象是元代人民理想化的清官 在文艺创作中,一些取材于历史人物或流传故事的作品,总是根据自己时代的要求和作家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认识来进行创作的。这些作品就当然不是某一具体历史人物活动的再现,而是作家的再创作,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人们的愿望和理想被倾注在作品人物身上,这些人物也就成了穿着古代人的服装,而扮演着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型人物的重要角色,元代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就是这一类型人物的代表人物之一。     

时代与元好问

元好问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中,是一个时代的第一流人物。他的成长、造就和贡献.无不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清赵翼《题遗山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就是从元好问的诗及其同时代的关系讲的。对时代的分析,不能限于所谓金末丧乱所给予元好问的影响,更应从当时社会承先启后的整体变化中看元好问的地位与作     

论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作为经学家兼诗人,其诗歌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经世致用经学观的影响,王安石前期将诗歌囿于"礼教治政"范围,重视诗歌美刺作用,作为抒发政见、维护变法革新的载体;扩大诗歌题材,有社会政治诗、咏史怀古诗、歌功颂德诗等;丰富诗歌语言,大量使用和化用经学语汇、引用经学典故。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王荆公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原型与叙事模式

原型影响叙事模式的形成.它既影响文本的结构模式,又制约着人物的行为模式、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和节奏.同时,原型受社会禁忌的约束,在传承中将改变内蕴或置换形式;其"神圣性"也往往影响叙事结构和角色设置.     

"诗文评"五种模式与诗话之关系浅说

依照<四库全书基本模式.从宋明一直到现当代,历来治文学史、诗学史者,研究诗人创作及其生平者,探讨诗歌传播过程及渊源者,都离不开以"旁采故实"见长的"<本诗事>模式"诗话著作;与钟嵘开创的"钟式"诗话相比,欧派诗话虽然带有些"稗官"气,有些失于"冗杂",但这也正是其"体兼说部"的优势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描述的"诗文评"的几种模式,实际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在诗话中被逐步熔为一炉了.     

试论"三言"中家庭文化生活的审美取向

本文论及的冯梦龙"三言"中的家庭文化生活,包括消费、娱乐、婚姻三大内容.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发达,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对当时的家庭文化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小说作者把家庭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把家庭文化生活作为人物的行动线、结构作品的情节线,并以此展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初唐"四杰”文学审美的重大走向

初唐"四杰”诗的审美风格走向阔大、雄壮,体现了初唐人向上型的精神.山川景物和边塞诗文是其两大载体.羁旅生涯使"四杰”诗走向江山,开拓了生活和审美视野,孕育了诗审美的风骨和力度.以阔大之思体察和描述边塞荒漠,对于唐风之确立实有奠基之功."四杰”改变了六朝咏物型诗歌审美方式,带来了历史性进步;以赋为诗,形成壮大、磅礴的审美境域,改变了诗的小家风范,形成大家之气;诗的形式美的固定化,七言歌行的诗体壮大型形式成为"四杰”壮大型风格化表征,形成了五律的形式规范."四杰”在诗歌史上具有两个方面的中介作用一是从官廷诗到盛唐诗的中介,一是南北诗风融为一体的中介.他们大胆地开拓,洗涤了"六朝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