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笺传与解经学

训诂、笺传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式，而西方传统的解经学也是以解经说文、注疏显义为主要目的，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迦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诞生之前的技术性的解释学。二者从承担的任务、借助的工具、发展的道路、面临的理论困境等方面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文化异质性：解释的文本性质不同，注释者的态度不同，解释的目的不同，意义生成方式不同，发展命运也各不相同。在西方解释学方兴来艾并对中国学术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的训诂笺传陷入学术窘境的当代语境下，把中国的训诂笺传和西方的解经学加以比较，开展中西解释学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在"经学变古时代"的大气候中,受疑古思潮的激发和禅学思想的渗透,宋代诗学解释多元论开始在诗话中活跃起来。可以说,宋代是"《诗》无达诂"经学解释话语成功转化为"诗无达诂"文学解释理念的演变期,是"诗无达诂"多元解释思想的全面践行期,与前代相比,当然也是形成诸多与"诗无达诂"相类的多元理解话语的丰产期。对这些多元解释思想和话语进行举要,有利于呈现宋代诗学解释学与宋代经学解释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时代特征,当然也有利于进一步揭橥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理解与阐释向度的构成与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基础及其理论建构

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视域;直接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实践,以社会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解读以及反思解读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实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基础;理性地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形成的实践基础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实现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向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升华,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既在于完成了从作为技艺学和方法论解释学向哲学解释学的转变,更在于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飞跃,使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在解释学基础上推动了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历史悠久的实践哲学的重新接续和复兴重建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落脚点,也是其全部解释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同样是西方解释学的最新发展形态。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系及其实践哲学的定位作出鲜明的基本判断,指明"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运思的主题,这是当代解释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论题。     

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对伽达默尔诠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及其关系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严格的解释实践与不严格的解释实践、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这四个方面的思想都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从解释学的辩证法方面来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进行比较,比较异同,评述关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证解释学方面,施莱尔马赫堪称伽达默尔的先驱,他开启了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伽达默尔继续开拓这个思想方向并使之发扬光大。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论法律解释的范式转化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从解释学看孟子的诗论

孟子的诗论,人们已经从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研究。但是还没有看到从解释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如果我们用解释学的理论去观照一下孟子的诗论就会发现,它对理解解释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有很多地方闪烁着现代解释学的智慧之光。笔者不揣剪陋,率而操刀,而本人学识有限,尤其是现代解释学理论知之甚少,不妥之处,祈方家是正。解释学是西方的理论述语,又译做“阐释学”,“诠释学”。这一名词源于希腊,原义有“表达”、“翻译”、“解释”等几层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又有了理解、方法、注解等含义。从希腊人对荷马的史诗和其他人的作品的解释开始,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 6期发表何卫平《解释与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一文 ,文章对“解释与循环”这一西方解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演进与深化进行了分析。在局部解释学阶段 ,解释学循环主要集中在语法和文字的理解和解释的层面上 ,局限于对本文原意的把握方面 ,循环主要是在词语 (部分 )和本文 (整体 )之间进行的 ,在这里 ,解释学的辩证法贯穿于本文的字词篇章的理解上。在一般解释学阶段 (即解释学哲学阶段 )包含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几个环节。施莱尔马赫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从语法扩展到心理 ,使整…     

试论解释学的解释观

从三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解释学的解释观 ,即方法论解释观、认识论解释观和本体论解释观 ;揭示了西方解释学解释观发展的历史结构 ,并按照其内在逻辑 ,提出了解释学如何从本体论回复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关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     

诗味论中的解释学思想

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解释学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解读,既是意义的理解与诠释问题,又是情感意味的体验与品鉴问题。但西方文学解释学一贯执著于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寻,陷入意义的迷宫。中国美学历来将诗歌的审美意味品鉴看得高于意义的诠释和意象的关照。文学欣赏依据意义——意象——意味三层次递进,"味"属最高层次。通过对诗味论所蕴含的解释学思想的探索,印证中国解释传统可以与西方传统解释学成为互为补充的体系。     

解释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狄尔泰试图将解释学发展成为解释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他作为解释学里程碑式的人物。又将解释学引入心理学，并引起多位学者对两者进行研究探讨，促使解释学对西方心理学方法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本文从莱布尼茨在近代诠释学或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影响开始,试图说明他在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基础方面和跨文化诠释学亲身实践方面的贡献,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经典意义,卸典范意义.本文讨论了三点:第一,莱布尼茨的普遍和谐理论是否对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说明.从而对于跨文化诠释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第二,简要讨论了莱布尼茨在"关于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观念的讨论"中的基础思路,看他如何在相异的文化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和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相异的文化,从而否定存在着纯粹文化和纯粹文化传统.第三,从莱布尼茨及其时代谈论不同文化的习惯方式,提出关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类说法是否存在着问题,是否和如何可能会导致误解.本文的主要意图是突出探讨跨文化诠释学的基础理念与方法的重要性.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

随着20世纪哲学解释学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逐渐被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所超越,从而在"解释学转向"的基础上实现"本体回归","解释"遂上升为法概念论的本体。我们需要从知识论上对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进行反思。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