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的保留

毋庸置疑,清末“预备立宪”即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其原委,笔者已作专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详细比较模仿与被模仿双方的有关实情,笔者还认为:所谓模仿,是就总体而言;对于具体问题,模仿之中又多有保留。有的且为相当重要之处的保留。弄清这种模仿中的保留,有助于我们对清末“预备立宪”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认识。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至今是个薄弱环节。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几乎众口一词:立宪者,骗局也。有些文章还进一步认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预备立宪”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骗局。就其实质和意义,上面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以具体分析,作出合乎历史的结论。本文试图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讨论和批评。     

清末预备立宪缘起与失败论析

清末预备立宪 ,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它的评价 ,历来论者说法不一 :指为“骗局”的 ,无疑为预备立宪的最终失败作了精当的概括 ;确认并非“骗局”的 ,却又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清政府选择立宪作为适应社会要求的方案 ,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清末预备立宪的缘起与失败略作论析 ,以窥历史事实的全貌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必然性

本世纪初,清政府领导了自上而下的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在探讨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动因时,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援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说法,认为清廷是“看见革命形势一天大于一天,就想利用立宪两个字,骗骗汉人,叫他不要革命。”①但揆诸史实,如此解释清末预备立宪原因未免...     

清末预备立宪的法文化视角解读

以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为视角,可以探寻历代治乱相循的文化根源.从对晚清宪政思想启蒙和预备立宪的解读,不难找到清末宪政之路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自上而下的立宪和行宪固然重要,但宪政胚胎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对尚处于宪政发展初级阶段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其宪政立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应力求汇通和超越.     

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年的预备立宪,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历来论者着眼于揭露清末预备立宪的欺骗性,本人在研究中略有异见,谨就其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略作议析,向学术界请教。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外官制改革的实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谕令进行外省官制改革。清廷此举一方面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另一方面是藉改革以改变太平天国以降所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体系,因此,官制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朝廷与督抚间的权利博弈。研究外省官制的实施情况,不但可以观察晚清地方权力体系的运行状况,而且可以体味清末预备立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日本侵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侵略,加剧了中国的局势。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国共两党由内战走向了合作,进而共赴国难。日本的野蛮侵略促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到来。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历史作用

<正>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后又加派商部左丞绍英。9月24日,载泽等五大臣首途。载泽、绍英在北京火车站被吴樾炸伤。清政府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替绍英、徐世昌。12月2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启程赴日、英、法、比诸国,12月11日,戴鸿慈、端方启程赴英、德、意、奥诸国,分头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夏,除李盛铎赴比利时任外交官未回国外,其余四大臣先后归国。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作用如     

试论“第二次革命”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仍需进行以全面改革为内容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以邓小平为正确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概括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在理论上作出的突出贡献,它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着眼,以经济改革为中心,触及政治、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     

实现“第二次飞跃”与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列宁曾经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认识的辩证过程首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人们对某一客观事物的认识,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之后,认识运动并没有结束,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实现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飞跃,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     

“第二次革命”问题新探

当启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改革进入全面运行阶段时,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崭新命题。对于这场新的革命及其光辉思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已作了科学界定和精辟表述,并使其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此后,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领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学术界取得普遍共识。但在对于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笔者感到还须深思。     

清末两次“保和会”参与之前后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1904年,为了通过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与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清末在日本的书法家

清末中日书法交流活动,极为频繁。一八七九年,书家王之春作东瀛之游,居横滨半月,为日本朋友不断振笔挥毫。他在《东游日记》里,称辞别驻日使臣何汝璋、张斯桂后,“仍坐火车回横滨。……罗朗卿出纸数十卷,皆东人所托书者。伸纸挥毫,至十二点钟毕事。”一八八○年,阙名在《日本纪游》(日记体)中,记及书家在神户的,为浙宁人胡震(字小苹,工诗擅医)、常熟     

清末的“皇族内阁”

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任命奕劻(满·厢监旗人、庆亲王、乾隆皇帝曾孙)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厢黄旗人)、徐世昌(汉·直隶天津人)为协理大臣,梁敦彦(汉·广东顺德人)为外务大臣,善耆(满·厢白旗人、肃亲王、太宗皇帝十世孙)为民政大臣,载泽(满·厢白旗人、加贝子衔镇国公、雍正皇帝曾孙)为度支大臣,唐景崇(汉·广西灌县人)为学务大臣,(广阴)昌(满·正白旗人)为陆军大臣,载询(满·厢白旗人、加郡王衔贝勒、道光皇帝孙)为海军大臣,绍昌(满·正白旗人、觉罗)为司法大臣,溥伦(满·厢红旗人、加贝勒衔贝子、道光皇帝曾孙)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汉·江苏武进人)为邮传大臣,寿耆(满·正蓝旗人,宗室)为理藩大臣。     

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疏离”之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和林语堂两次“相得”和两次“疏离”的文章中,大多对其第一次“疏离”经过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对其第二次“疏离”,则多从他们对政治和艺术追求的差异进行分析,而绝无涉及“疏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直接原因。笔者根据陈望道的回忆、鲁迅日记以及他们当时交往的史实进行考证,认为其第二次“疏离”是在1934年9月13日曹聚仁招饮的家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