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时”语言学内涵匡辨——专业化和大众化语境中的双重误读

学术界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泛时” 观的理解有偏差,多达八种误读.各类辞书收录“泛时”的共八部,释义六部,但有两种不同错误释义.通过对“ 泛” 义的古汉语历时提取、“普一方一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指出“泛” 之义为“不指定”.“ 泛时” 是语言研究的假想方法,为一种归谬法,认为语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可以任意穿越,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是与共时、历时相对.一个个因摈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构成了泛时.该族词的大量汉英对译致使义项泛化、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及低语用频率效应是其被谬解的四大动因.对语言事实进行“泛时”研究没有价值.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常读常新——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的名字往往同语言的符号观 ,系统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其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是语言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思想 ,也主要体现在这本书中 ,即语言是符号系统 :(1)通过符号系统的各种内在关系认识语言系统的存在和演化。 (2 )通过共时和历时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论证他的双重系统观 ,从而解决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转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观。     

语言的形而上学与文化属性不容抹杀——批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语言学特征之一是否定语言的形而上学与文化意义,把它当作纯自然与生理对象进行研究。出发点的错误导致其理论偏向于语音中心主义,文章就此展开批评,还语言学以真实面貌,肃清索绪尔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界的不良影响。     

方光焘先生语言学思想探微——《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读后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不仅有着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某些重要学说精准的把握和恰当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其体现出来的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着方先生基于对各种理论的融会贯通而形成的一系列超前于同时代学者的汉语研究观念。因而,加强对方先生等前辈学者语言学思想及汉语研究观的探讨,不仅有利于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史,对我们今天科学地展开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文章从＂历时和共时的相互关系＂、＂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及相互联系＂、＂‘广义形态’论＂三个方面对方光焘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展开了初步的探讨。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忠实传播者——理论语言学家徐思益教授

20世纪现代语育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德·索绪尔可以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语盲学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16年由他的两个学生巴利和施薛霭在索绪尔身后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成了整个20世纪现代语盲学的经典著作,影响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和普通的语言学工作者。     

对王文元批评索绪尔语言学的反批评——质疑《语言的形而上学与文化属性不容抹杀》

从五个方面对王文元批判索绪尔的文章进行全面的反批判,认为要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首先要读懂原著。     

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解析对《雷雨》的误读——兼谈文学上的“阶级论”与“人性论”

曹禺的《雷雨》超越了文艺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制约,达到恩格斯所提出的关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而其批评,改编及舞台表演则或片面强调“阶级论”,或片面张扬“人性论”,这些“误读”都违背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从而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沼。     

现实主义的“革命”形态——20年代末到70年代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

本文试图对本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里与政治革命发生了紧密联系的（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思潮给予考察。“革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选择是出于文化重建的需要,它浸染的浪漫色彩在根本上源于当时的浪漫文化语境。３０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与其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错位,显示出了它的虚蹈性,一如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的非自足和不成熟状态。至５０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具体操作方式,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特定审美形态的作品。“两结合”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则是因了当时的社会本质,同时又强化了这种文化语境     

“莎菲”在20世纪中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

从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诞生至今,学术界对于莎菲的阐释与接受经历了＂普罗文学＂革命语境下的阶级批判、建国后到＂文革＂期间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以及新时期以来重返文本自身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轨迹。同时,对于莎菲的种种评价不断受到时代政治、国家想象、意识形态差异的深刻影响,在不同时代和地域形成不同的解读与阐释。研究莎菲在20世纪中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漂移与＂去魅＂,有助于还原莎菲的真实面貌,把握丁玲创作的真实意图,以莎菲为突破口,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别表述与公共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重译中的误读和误译——基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研究

以阐释学的"前理解"和"偏见"理论、接受美学家对阅读和读者"期待视野"的相关论点为依据,针对文学名著在重译过程中的误读和误译作深入比较研究,批评了以往‘误译即错误的翻译,的简单论调.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译本为例,后来的重译本中也存在不少的误读与误译.误译分为语言学(微观)误译和文化(宏观)误译.语言学误译可能是由于拼写错误等导致的.文化误译又细分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拼写错误等无意误译都应该尽量避免.然而有意误译是可以原谅和接受的,是基于归化或异化的需要,是创造性叛逆.总之,误读、误译与重译相伴相生,是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语境理论研究的多维思考

语境理论研究在当今语言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一项硕果累累的研究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多半将其作为现象或语言分析工具来研究。对语境理论研究进行多维思考,从历时、共时、重要性及地位等角度,重新对语境理论进行评价,指出语境理论不应该再滞留于其原有地位,而应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语境学”。     

“放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放置"义动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置"是上古至中古时期"放置"义的主导词。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放"在搭配对象、义域上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置"成为"放置"义的主导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比通语中要丰富,既有承传词,又有创新词。各方言中使用的"放置"义动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汉语“掀揭”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近代汉语时期,义元“掀揭”从“发”“开”中独立出来。“开”在近代汉语时期仍有用于“掀揭”义的用例,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保存。“发”则未见。在“掀揭”概念场中,概念场成员从“揭”一枝独秀,到“揭”“掀”“撩”三者并存。现代汉语方言中,“揭”“掀”“撩”在南北均有分布。“揭”“掀”有一些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从“举”义到“掀揭”义;从动作到状态;从“举”义到“翻动”义;从“掀揭”义到“揭露”义。     

“走”词义系统的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

文章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对“走”的词义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描写。通过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的对比分析,得出两点结论:一.方言的共时分布既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演变的一个阶段;二.空间分布与时间发展的关系:南方方言较为古老,北方方言相对年轻。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哲学阐释

从哲学视角理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语言学思想,可以探究语言的本质。语言符号中含有对立与统一:能指与所指、不变性与可变性;语言维面中也体现着对立与统一:组合与聚合、抽象与具体、一致与不同。同时,语言符号、静态语言学和动态语言学都含有普遍联系的内涵,这一联系是由组合与聚合搭建起来的,并构成了语言的关系系统。     

阅读文本研究综述

“文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章从其内涵的界定入手,综述了20世纪以来语言学视角下的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历时性研究,并对近年来几种常见文本类型进行了引介与阐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视野展开对阅读文本研究的评述。     

原型范畴理论下英汉反身代词研究

采用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认知语言学框架内的原型范畴理为基点,指出从古至今的英汉反身代词均为即指语和离指语两个原型范畴中的成员,但它们在范畴中的地位并不相同。对英汉反身代词进行原型化分析,有助于解决英汉反身代词的词类划分这一问题,从而为其他语言反身代词的词类属性研究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