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根据《武成》、《世俘》月相日辰及《利簋》天象，通过求朔日的方法，得出武王伐纣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９日出发、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克殷、２月２４日归周的结论。武王伐纣之年，是商、周年代的基点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新释吴孙权利簋于１９７６年３月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里，其上有铭文４行２字，记述了周武王代商的历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７７年，唐兰和于省吾先生发表考释文章。其后，张政、商承祚、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发表文...     

《利簋》铭文细绎

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利簋即为其中一件。其铭文因涉及周武王征商且有明确的日期,颇为世人所重,本文不揣冒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证岁鼎克即岁贞战胜;昏夙有商即黄昏后不久占领商都,并疏通了铭文。     

有关《蒙古字韵》的几个问题

《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蒙古韵》是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韵书,另外还有《蒙古韵编》《蒙古韵类》等不同称呼。《蒙古韵编》应当是1270年至1286年之间产生的,《蒙古韵略》《蒙古韵》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蒙古字韵》是1308年朱宗文校订诸书时择其善者命名的。《蒙古字韵》的字头对汉字来讲是一个标音的类别,不是音值的描写。《蒙古字韵》就是蒙古字拼写的汉字韵,分析《蒙古字韵》要以汉字韵为基准。     

有关《听潮》的几个问题

一、写作时间辨 鲁彦的《听潮》写于何年,现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一九三一年夏天,作者同他的妻子去厦门鼓浪屿时所写。”①;另一种则认为“是鲁彦在一九二九年写的。”②。那么,究竟那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呢?我们认为后一说才是可信的。因为这是鲁彦夫人覃英同志回忆所讲,并且曾前后两次加以肯定③。 二《听潮》侧重在听吗? 有些赏析的文章,认为《听潮》一文神韵全在“听”字上,甚至说作者描绘海潮,“不是观察入微,而是听潮入神”。其实,作者的写大海,是既有“观察入微”,又有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谈《杨修之死》的几个问题

一、对杨修的评价对杨修这个人物的评价向有分歧:有的说“杨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他没有正当地用自已的才智”,“纵观杨修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大的政治目的,他对曹操并不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杨修虽然“是一个聪颖锐敏、才华横溢的文人”,但“一个具有‘大智’的人,他会认识到世界的无限……因而心胸开扩、眼光远大、志向高远、谦虚质朴,而在杨修身上,正是缺少这种真正的智慧的光辉。”     

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思想面貌较复杂而具有多方面文学成就的大家。如何评价苏轼,是向来存有不少争议而需要继续研讨的课题。“四人帮”以“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儒法划线”代替阶级分析,给史学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也对评价苏轼这样较为复杂的大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正确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有必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苏轼评价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展开讨论。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谈谈初步的看法。     

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

一、司马光《记闻》的撰写和整理司马光在宋哲宗初年身居相位期内的一些政治设施虽基本上无足称道,但他在当政之前的十多年内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却真正称得起是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史巨著。他虽然不曾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那样,标举出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著述宗旨,但每一个读过这部二百九十四卷大书的人,总都可以体会到,他确实也是把司马迁所标举的宗旨贯穿在全书当中了的。     

有关《仓央嘉措传》的几个问题

前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仓央嘉措情歌及其秘传》一书,其中全文收进了《仓央嘉措传》。同时出版了庄晶同志的汉译本《仓央嘉措传》,即收在汉文《仓央嘉措情歌及其秘传》一书中的摘译。庄晶同志在汉文版的导言中说,对仓央嘉措的“身世、作品,特别是结局的探讨,则不仅是西藏文学研究的课题,而且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宗教、历史等各个领域都有着一定的意义。”①并把《仓央嘉措传》做为研究仓央嘉措后半生的身世、归宿的文字     

有关新编高中《日语》教科书的几个问题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外语室日语组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日语(试验本)教科书(以下简称“新编《日语》教材”)是一套非常好的教材。它的特点可用一个“新”字概括。首先是编排体例新,全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包括本文、会话、解说、练习和专栏五部分:每5课后安排了语法小结和综合练习:附录有阅读课文、词汇表、日语汉字表、助词一览表、句型一览表、交际一览表和日语歌曲等内容。第二是场景、功能新,全书以周明、丁惠、小川等6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把各种场景和功能有机地串联起来,匠心独运。第三是课文内容新,课文反映了当今日     

谈《秋瑾诗文选》的几个问题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延礼同志编选的《秋瑾诗文选》一书。这是继《柳亚子诗词选》、《章太炎诗文选》之     

试谈有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党三代领导人都对此极为关注。毛泽东指出：“党的报刊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邓小平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江泽民指出;“在坚持党性原则上,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当然,新闻的党性原则并不是抽象的,它有着丰富具体的内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掌握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路线不动摇…     

谈目前我国有关宗教的几个突出问题

宗教理想和世俗社会理想本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很大的一致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所依赖的手段和力量的虚幻性和现实性以及与此相应的可能性；"宗教渗透"、"反宗教渗透"与"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已属过时的"冷战"思维，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宗教信仰的差异在我国民族关系问题中不占主要地位；传统的宗教这德经过重整可以纳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宗教和迷信的关系是同根而异枝、同源而异流的。     

有关《山西省劳动模范管理办法》的几个相关问题

《山西省劳动模范管理办法》中的相关问题,本刊曾经在2004年第7期作过解答。本期所载,主要是对此前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     

《与“象”有关的几个问题》问难

《语言教学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刊登的宋玉柱同志的《与“象”有关的几个问题》,讨论了与“像”有关的三个问题:一是“象”的词性;二是“象……一样/似的 谓词结构”的句法分析;三是带“象”的复句分析。本文就“象”的词性问题上的几个疑难点提出来向宋玉柱同志及语法界的其他同志请教。     

谈《抽思》与《国殇》中的几个问题

一、诗人屈原与楚国政治 战国中期,是各国继续兼并的时期。在这个相互吞并的战争中,担任主角的,是国势最强的秦国、国土最大的楚国、国力最富的齐国。 秦国地处关中,占据四塞之固。自商鞅变法后,国势大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关东     

有关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

良渚文化以良渚遗址命名,它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旧中国时期发现和取得成果的极少数重要遗址之一。良渚文化是一支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原始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它从1936年首次在浙江省杭县良渚镇发现以来,迄今已经5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良渚文化做了很多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又有很多极为重要的新资料陆续不断地发现。良渚文化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我国原始文化中的重要性而为国内外的学者所关注。值此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之际,谨写此文作为纪念。     

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

我们研究训诂学,无非想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衡量阅读古书的能力,主要看你理解不理解,又全看你有没有词分句析的过硬工夫。而词分句析这一过硬工夫,恰恰又是训诂实践的全面反映。因此从现实意义来说,训诂学应当看作是古代汉语研究的中心。研究古代汉语的其他部分——音韵学、文字学,归根结底是要为训诂学服务,要为读懂古书创造条件。训诂学既成为研究古代汉语的中心,因此,对于它,我们不能不有更多的考虑。现在把初步考虑到的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提出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