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心》中的“明治精神”

“明治精神”一词出现在夏目漱石的名著《心》中,由于在作品中的特殊地位,颇受争议。“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毕其一生所直面和试图解决的课题。《心》中的“明治精神”,指日本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自我本位”的迷失和孤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面前所呈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明治精神”直接导致了《心》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最终使夏目漱石完成了对“自我本位”思想的重塑。     

“遥望”，也是一种境界——赏读朱友圣诗集《草心无涯》随感

“遥望社会，是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的责任心”。这里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座右铭”。近日赏读草根诗人朱友圣的《草心无涯》，深为诗集中的“忧患意识”所感动。称友圣为草根诗人，一是缘于他爱草如命；二是他是位草根文化的传播者。继而，笔者联想到敬一丹的“遥望理念”与友圣的“忧患意识”之间在意理方面有相通之处，于是借题发挥，与诗友共勉。同时，作为对《草心无涯》的出版表示一点贺意。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

散文，民族文化之骄子。艾煌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得以普遍强化。这种强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铺展的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中，凸现出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两座高峰。《随想录》是作家“大梦初醒”后，用“今天的”目光、文化人格和真话建立起的那场“革”文化之“命”运动的“博物馆”；《文化苦旅》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其实称什么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作品，借山水风物、人情世事，浑饨地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抒写自己对各…     

“心哉美矣”——《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

齐梁时代,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于此,刘勰无疑占有重要位置。他对美学的贡献,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心雕龙》在美学上有个重要命题,即“心哉美矣”:“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序志》) 涓子的《琴心》,是以“言黄老道德之术”(范注二)的书;王孙是儒家,《巧心》即《王孙子》一篇。研究黄老或儒家哲学的书以“心”来命名,论述文章学的书,也何尝不可用“心”来命名呢?因为“心哉美矣”的“心”,就是思想、学说的根本精神。这种根本精神,即具有深刻的美学原理。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心”具有四种相互联系的美学内涵:其一,“心”是美的内核;其二,“心”创造着美;其三,“心”是审美的中心;其四,心是“文”、“质”统一的纽带。今试分别阐述之。     

论黄桂秋的民族文化研究

黄桂秋的民族文化研究，表现出“为弘场民族文化，锲而不舍，孜孜不倦，深铭于心的民族责任感，以及攀登学术高峰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处女专著《水族故事研究》视野广阔，材料翔实，观点独特。第二本专著《壮族仪式歌谣与民俗文化》“扎实的立体描写研究”乃其突出的研究特色，将歌谣与民俗结合研究，着力探索其文化内涵与历史发展轨迹。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拟容取心”释

“拟容取心”一语,出自《文心雕龙》《比兴》篇的赞语中。对“拟容取心”的解释,长期以来,多以为是既描绘其外貌,又摄取其实质的意思。如1963年出版的,陆侃如、牟世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选译》(下),就已将“拟容取心”翻译作“比拟事物的外表,摄取其精神实质”。而首先把“拟容取心”作为“拟容取心说”来提出的,则是王元化先生的文章《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后收入《文心雕龙创作论》)。因此,要解释“拟容取心”的含义,还得从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谈起。     

儒家理想人格对老舍的影响──老舍文化人格论之二

儒家理想人格对老舍的影响──老舍文化人格论之二郭锡健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１９３７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①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这在理念上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内蕴两个基本信念：第一、道德完善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二、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维系世道人心的垠本力量。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尔后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光齐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张贤亮创作的“伤痕”小说，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在《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西部作品”中，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而在１９８９年创作的《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不同政见者欲”，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黑暗的心》对殖民话语的颠覆与包容

笔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写作背景的考证,简要探讨了《黑暗的心》中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话语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小说运用“投射”、“失语”、“缺省”和“食人”等方法建构“他者”,对帝国主义话语实行了颠覆和包容。笔者运用实例分析证明《黑暗的心》是一部寓殖民主义思想于反殖民主义思想之中的辩证统一的杰作。     

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文化表述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和亲”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文学家据此生发,咏叹王昭君的作品蔚为大观。虽然时代意识投影不同,王昭君的人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无一例外地被漠视被遮蔽,“自请出塞”的个人诉求升华为“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现代郭沫若、曹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时代意识不同,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却显而易见。以此为视点揭示“传统命名”历史继承的文化表述。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象征的拓展 ———评萨林斯《与修昔底德辩难》

萨林斯在晚年出版的《与修昔底德辩难》（以下简称《辩难》），或许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2000年，他出版一部文选《实践中的文化》（Culturein Practice），书中选入自1963年后，他围绕两个核心问题而思考和写作的多篇论文，分别列入“文化篇”、“实践篇”和“实践中的文化篇”三个部分，从时间来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9年的“何谓人类学启蒙”。     

《女神》的青春性

《女神》散发着扑面的青春气息。她的青春气息源自中华民族逢迎青春的时代气息。《女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四”时期的审美意象。鲁迅意在暴露旧社会的病根，郭沫若心在中华民族“更生”的诗境里。因此，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是“狂人”，郭沫若笔下的艺术形象是《女神》。     

《西游记》《南游记》与顺昌民间大圣信仰

阐述了“大圣信仰”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与《西游记》的关系，结合阂北山区“猴神崇拜”和顺昌大量的“通天大圣”碑刻遗存，认为大约于元末至明中叶，顺昌就形成了“大圣崇拜”。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早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余象斗《南游记》中分别描绘了“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与华光的关系，说明顺昌“大圣文化”遗存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元杂剧、平话阶段的实物佐证。在此基础上，对大圣文化与顺昌文化产业提出了思考。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我国现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为了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