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与我国当前的和谐家庭建设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其内容包括孝养、孝敬、孝顺、孝思、孝丧和孝祭,其中有对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家庭生活的稳定幸福的积极作用,也有要求对父母“无违”、与封建忠君思想结合等糟粕内容,故应批判地继承。针对当前我国和谐家庭建设中存在的“代沟”问题加剧,情感危机导致的婚变致使家庭道德被破坏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孝道。新型孝道是回归亲子伦理本位的、建立在全体家庭成员平等基础之上的、用以调节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有助于解决家庭养老问题,有利于代际和谐和社会安定。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普及、法律约束、政府保障和道德提倡等途径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道。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再论儒学何以具有宗教作用

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作用,其原因在于儒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上通天道,至为超越",其二是"当下呈现,鞭策有力"。前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伦理教条,后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空头理论。儒学的这两个特点是通过仁性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界一般所说的儒家的道德代宗教其实是仁性代宗教。我们说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作用,并不是嫌其不够格,需要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宗教,恰恰相反,儒学从学理上看要高于一般的宗教。     

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拟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试图对西周孝道的形成、衍进、内容和特点,以及孝道观念的表现作一初步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当始于文王时代。“孝”字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首见于对文王德行的颂扬。《文王有声》云:     

论西周孝道观的本质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曾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对西周孝道观的形成、表现形态及特点进行过研究,但因限于篇幅,无法铺展而论及核心问题,故言犹未尽。兹续撰斯篇,对西周孝道观念的本质作一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尚希士林学者,幸以教之,匡其不逮。     

先秦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先秦诸子为家庭和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具有较强的生存功利精神。孝道在后世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本文试图透过先秦孝道之表象 ,探求其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历史上的孝道入法

"孝道入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孝道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道德律,在极为重视纲常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使孝道从道德层面上升为法律层面,从而加深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以维护其统治。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孝道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孝道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孝道思想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现实的需求。孝道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目标和内容上的相通性,我们应充分利用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主平台,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此外,将孝道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水平,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道德力量,同时对中国老龄化中老有所养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重要的补益作用。     

论现代家庭的孝道"错位"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孝"的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成为调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现代的许多家庭中,孝道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孝道的重新归位,并以法律形式给予孝道应有的地位,运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利用道德评价作用来规范社会的敬老道德行为,以待重振社会孝道,构建家庭新型伦理关系.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及其对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启示

传统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准则,是养老的前提和基础,而养老是传统孝道的体现与展开,是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与实践.传统孝道中有着丰富的养老思想,包含着养老与敬老的内容,其中规范了养老敬老的礼仪,物质供养与精神慰藉的统一等,因此传统孝道作为养老伦理规范,对当前我国在构筑农村养老的思想基础,提高农村养老的内在动力,家庭养老资源的合理调配以及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