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族拜认干亲习俗与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拜认干亲习俗在布朗族民间信仰及其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布朗族拜认干亲这一民间信仰不仅是布朗族为了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方式,也是布朗族乡土社会中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手段。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中国民间信仰里几种伐树的禁忌

中国民间信仰里的某些文化观念,虽有着神秘主义的成分,但在作用于民众心理和行动方面,又有保护山林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一面。如中国民间信仰里伐树的禁忌,是一些自古以来即存在于社会中的信仰风俗,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变迁之后,直到近代仍然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作用于民众。     

北京居民对重大事件影响的感知及参与合作意识关系研究——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例

重大事件举办地居民对即将举行的事件活动的感知、态度及参与合作意识等对事件旅游的成功举办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以2008北京奥运会为主题,以北京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北京居民对2008年奥运会的感知以及感知与参与合作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因子分析法萃取出北京居民对2008年奥运会的感知因子为6项（经济积极性影响、社会文化消极性影响、基础建设的改善、形象改善、宣传的积极影响、经济消极性影响）;多重回归分析检验出北京市民对2008年奥运会的感知因子、居住时间与参与合作意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在分析文章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晚清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

在关中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民众形成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尤其是和农业灾害有关的各种神灵信仰非常突出。关中民间信仰风俗的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灾害的发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民众入教与传统民间信仰问题初探

基督教信仰和近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传统是严重对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原有民间信仰组织体系争夺信众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近代很多民众之所以入教也和民间信仰问题密切相关。民众入教后的某些行为反映出其思想深处所潜藏的神功崇拜观念。     

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考论

晋国士大夫狐突生前有勇有谋,忠心不二,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民众信仰的神灵。狐突信仰主要分布在山西交城、清徐交界的狐爷山一带及周边地区,形成一个辐射多县市的狐突信仰圈;这些地区流传着大量关于狐突的民间传说,又构成一个狐突传说圈,但狐突传说圈与信仰圈并不完全重合。狐突传说信仰的发展与山西的地理环境、地方社会以及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关系密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区域社会文化的变迁。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看民众的生命意识

道教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消灾辟邪的法术等渗透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表现在民众的口头创作中,使民间叙事文学浸染上浓厚的道教色彩。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蕴含着民众的心理指向,表达出民众欲超越生存局限的生命律动。     

转型期民众社会主义信仰问题研究--对当前影响中国民众社会主义信仰问题因素的归因分析

民众信仰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必然反映到当前中国民众的精神层面中来.当前,中国民众精神层面存在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主义信仰遇到冲击.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缺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并进行科学归因、合理引导.当前导致中国部分民众社会主义信仰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带来的影响,也有中国社会主义沧桑历史中极左思想对民众的心理影响的阴影,还有现实中国所出现的矛盾在人们心理中所起的作用.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及其社会影响

一、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散落着从属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系统的各种庙宇寺堂，以及民问信仰的各种庵堂、词堂。然而，与西方的宗教信仰相比较，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有着自身的特有内涵：1．宗教意识的蒙昧特性。原始宗教产生以后，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没有出现欧洲的情况，即“许多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效’①。人类文明初期对自然现象的崇信，并没有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消失，原始宗教f7门’IJ的子遗…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是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的万物有灵思想和鬼神崇拜,是各种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力量,形成诸多文化现象。民众的生活、政治的稳定、儒生的宗教身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吸收,彼此同化,巫师对民众信仰的激发都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地方社会变迁,由兴盛转向衰落。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中国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1)社会进步的路径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2)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和人与物相统一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三个基本尺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社会进步由其主导性尺度,同时尺度又是多样性的;不同种类、层级的进步尺度之间既可能是和谐兼顾的,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且和谐兼顾与矛盾冲突往往相互交织。(3)社会进步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既有积极的重塑作用,又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且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相互交织。(4)不但社会进步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存在复杂的关系,对这两个评价尺度的评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尺度本身的评价,既要处理好现实评价与理想评价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民间文化视阈中的青海湖祭海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青海湖祭海民间信仰与仪式,重点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和神灵崇拜的角度,对青海湖"祭海"仪式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探讨青海湖信仰的民众理解与文化功能,以期从学理上解读祭海仪式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