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曹聚仁是位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人,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鲁迅研究领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就的卓越。本文主要从作家所具备的史家眼光和研究鲁迅独到的见解两方面着手,探讨曹聚仁鲁迅研究的特点,以期引起大家对曹聚仁及其鲁迅研究成果的关注。     

《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中国抗战画史》是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撰文、舒宗侨配图,上海联合画报社1947年5月出版的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八年抗战始末的战史。曹聚仁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入手,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该书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显示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曹聚仁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之中追求一种精英和全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由于跨文化交际、体制化的生存焦虑等种种原因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使其在传统上所担负的价值传承与建构的使命大打折扣,也使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对能力和批判能力。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论曹聚仁的文章风格

本文从曹聚仁“求真求实”、“散淡相宜”两种风格切入文本 ,试图论证曹聚仁及其独特的生命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无法忽视的一席之地。     

略评曹聚仁在香港的文化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聚仁先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在国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编著共达70多种。然而,由于他一生思想和牵涉到政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较复杂,海内外对其评价一直存在很大争议。1950年后,曹聚仁离开大陆定居香港,长达20多年,其间的文化政治活动一直受到世人的注目,鉴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的许多历史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逃避型人格

逃避型人格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面临从文化浪漫时代到经济建设时代转化的应对方式及形成的典型文化形态。他们以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通过逃避、出走、谎言和肉体的挣扎来抵制焦虑,试图确立自我身份的认同。逃避型人格主要表现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试图独立于他人来与世俗抗争;从欲望的挣扎中寻找生存的主题。     

乡 关 何 处——论《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形象

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成功塑造了高力伟这一新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在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小说的表层叙事是高力伟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深层叙事是高力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则与他东方式的自我意识有关.高力伟形象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移民身份焦虑的文化调适——以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犹太移民为个案

文化身份和身份焦虑是移民首先遇到的文化困境.从犹太移民在西方和在中国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身份确认及其结果来看,原住地文化与迁入地文化之间的张力决定移民调适身份焦虑的基本走向;移民对原住地文化的固守或者遗弃是移民调适其身份焦虑的基本向度;移民对迁入地文化的抗拒与融入为移民身份焦虑的文化调适提供选择的可能.移民通过调适其身份焦虑,既在客观上改造了原有的文化,也改造其原有的身份意识.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

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传统的解体,即
脱圣入俗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这造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寻找生存家园即自我认同的过程。他们投身革命,并在传统社会主义中获得了社会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但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分子也付出了牺牲现代性特性的代价。随着现代性进程的重新启动,中国知识分子将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根基。     

民国回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抉择——以王静斋、马宏道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兴教救国的良方,他们或立足民间,或靠拢中心,形成不同的精神抉择。王静斋、马宏道师徒代表性地体现了当时回族知识分子身份抉择的复杂性和传统民族文化教育之于此的关键性意义,彰显了伊斯兰教两世并重观和创制传统的重要精神价值。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文化身份的焦虑与追寻——对卢新华《紫禁女》的一种解读

流散群体的文化身份问题愈来愈受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关注,流散写作以文学的形式展现流散群体对文化身份的焦虑与诉求。卢新华的小说《紫禁女》为流散群体文化身份的建构探索出一条新路,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汲取西方的文化精华,创造出一种独立的华裔新文化,从而成为西方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元。     

价值维度与身份焦虑——中西节日文化冲突的跨文化分析

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土洋节日之争”体现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冲突,其背后所隐藏的身份焦虑导致了人们对本土传统节日文化和外来节日的不平衡发展和文化自卑心理。从文化价值维度讲,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具有男性特征、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节日更多体现弱男性特征、低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冲击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而在社会中产生了身份焦虑。这些都体现了转型期中国民众对多元文化包容心态和驾驭能力的缺失,也暴露了全球化态势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失衡。     

论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层面研究发现，作为“农民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其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力图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将新的革命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精神播撒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中。     

论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与文化救赎

在19、20世纪之交,原本一直扮演着启蒙者角色的俄国知识分子,非但没有为发展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培育出健康的资产阶级文化,促进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反而使自身被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抛进了尴尬境地.契诃夫面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职,在作品中展开了文化批判,指出知识分子已被庸俗生活腐蚀、陷入意识形态的痴迷和信仰匮乏的焦虑之中,被信仰危机所困扰.这一批判消解了百余年来俄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神话.契诃夫认为:知识分子只有积极参与“小事论”社会运动,重新建构新的文化理想,才能实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