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田宅交易法初探

南来商品经济的兴旺昌盛，给民事法律制度的繁荣发展带来了生机，一时间，民事法律规范的大量创制和普遍实施，前如下可此拟。南宋田毛交易法律规范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史中占有显著地位。本文拟就南宋时期m毛交易法作如下探讨。一、南宋田宅买卖关系状况及法律调整南宋时，由于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官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大量出卖出租官田，使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讼弛，土地买卖关系的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名公书判清明集）所提供的田宅争讼判例，即反映了这一时期田宅买卖的状况、官府处理…     

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化,突出表现为商品经济观念的加强①。民营工商业较前代明显发展,土地占有方式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标志,中古田制至此终结了。经济发展呈现出“私化”过程的倾向,反映在“国”与“民”的关系上,则是国家对经济事务强制干预力量的逐渐弱化(并不排除一个时期人为地强化),和民间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在这一时期,富民的呼声渐趋高涨。自孔孟、荀子、司马迁等人而降的广义富国论道统(含富民思想在     

论宋代厚葬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宋代薄葬的传统观点。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当我们检阅有关史籍及地下考古发掘资料后,便会深深地感受到:宋代是一个习尚厚葬的社会。下面,笔者就此问题作一探索,以求教于方家。一、宋代厚葬的社会现象宋代的厚葬,以帝王的丧事最为突出。在宋代的国丧中,除宋太祖、宋太宗“国家山陵送往,俭于前代”外,大多实行厚葬。如仁宗葬于昭陵时,朝臣范祖禹见“有缄封皮匣纳之方中者甚多,皆出于禁中”。由于仁宗“厚葬过礼”,因此“公私骚然”,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损之”。神宗死,其葬事之厚又甚于仁宗。“受命宝及沿宝法物与平生衣服器用皆欲举而葬之”。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犯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抉择难点

犯罪问题,一直困扰着追求理想境界的人们对于现代化进程和结果的评价。我们曾因极低的犯罪率而沾沾自喜,曾对别国高涨的犯罪浪潮倍加指摘。而今,当刚刚扬起现代化之帆时,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我们又陷入困惑之境。在中国古代,世代不绝地崇尚“小国寡民”的人,他们企求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杜绝犯罪越轨,达到天下大治。统治者长期实施的“扬本抑末”的政策,就是以变相的“小国寡民”方式来消除犯罪根源。那时的统治者,总是希冀在没有越轨、犯罪的环境中求得社会进步,但结果是为了做到“天下大     

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及成因

宋代文学以雅为尚,与“雅儒”精神相关。“雅”的内涵包括语言的雅洁,作品政治内涵的“正”,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宋代文学在以雅为宗的同时,又呈雅俗结合的变化,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文化消费促使了俗文学的发展;其接受效应影响了雅文学作者的创作思想,使之转向了雅俗结合。宋代文人既能接受俗文学,又有意于改造传统雅文学,努力探讨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     

“计然之术”与“陶朱遗风”

由于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文人士大夫阶层轻视商业活动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种极其偏颇的社会职业观。认为商业活动既不增殖物质财富,也不改变商品的数量质量,而是以贱买贵卖为手段,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非道德行为。这当然是偏见,是误解。本文不讨论商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仅就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理论     

《太平广记》的贡献

《太平广记》是宋代初期结集的一部大型小说集，其中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前的。本文要谈的是编辑这部书的意义和贡献，尤其是对中印比较文学的贡献。一、《太平广记》的成书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到太宗继位，定国号为太平兴国。当时的经济有所发展，于是朝廷着手编修书籍。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太平兴国二年，诏学士李、扈蒙等修《御览》，又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撰集，明年书成，名《太平广记》。”又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以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三年八月表进，六年正月敕雕版印行。凡分五十五部…     

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

欧阳修提出的“礼乐为虚名”曾得到历代学者的赞赏,但欧氏立论是三代之后刑政、礼乐分为二途,重礼仪物质形式而轻礼义精神内容,从而达到规劝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宋代诸儒对此也有很多论述,强调三代之后乃至宋朝刑政、礼乐分为二途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然礼乐为经国安邦之道,对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礼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有益启示,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张养浩散曲的艺术精神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别号“齐东野人”,山东历城（济南市）人,元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诗歌集有《归田类稿》二十四卷,先后被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中;散曲集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小令161首,套数2首。元代立国之后,有七十多年不开科举,堵塞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大量读书人的报国之心无以实现,“蒙古用人,以国族勋旧贵族子弟为先”①。经济上蒙古贵族、僧侣和地主富豪联合统治,又造成广大知识分子“九儒十丐”的困顿处境,他们既不甘愿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叛力…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论宋代农事诗的时代特征

宋代农事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两宋时期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水平的艺术表现和缩影,宋代农事诗客观反映出那个时代新兴的耕作方式、新型的生产劳动工具以及新出现的生产劳动项目.而作为劳动者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宋代农事诗又首次以封建租佃制度下的佃农和部分地主为主人公,细致刻画了他们的劳动行为和心理感受,为农事诗这一古老的诗歌类型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关于北宋时期手诏情况的初探

一、宋朝"命令之礼"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皇帝制度时候,对于制诏有个简单的定义:"命为‘制’,令为‘诏'".历朝历代诏令的制度不尽统一,沿革至宋朝,种类仍旧繁多,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名称.古代官文书一般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和官府往来文书. 到了宋代,君主诏令文书的分类也更加细致,为皇权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宋史》职官志中记载:     

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

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全面繁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两浙之富,国所用恃,岁糟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到南宋时,“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代的浙江无论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     

官商互动视角下的宋丽书画贸易审视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宋代的书画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之相伴的书画市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日渐向海外拓展。在这一艺术辉煌的时期,"敦尚文雅"的高丽国与宋朝有着良好的书画贸易基础。宋丽官方对书画交流的支持、商人带动的民间外贸活动为书画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     

叶适管理思想研究

南宋孝宗统治时期,政治较为开明,思想较为活跃,出现了朱熹、叶适、陆九渊等不少思想家。其中叶适讲究功利,在国家管理方面造诣颇深,提出了较系统的管理理论。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一、集权与分权及管理幅度叶适的管理理论,是通过对宋朝统治弊病的批判来阐出的。他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四句话:“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阔也,而今以密为累;自昔之所患者,纪纲纷杂也,而今以专为累”。在这四条之中,最重要的是纪纲以专为累。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部描述民族历史风俗的佳作——读《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以往人们倾向于认为,宋朝统治者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乱,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人民的专制统治。相应地,与开放的盛唐相比,宋代社会也日趋保守,失去了活力。特别是由于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民生活与行为的准则,宋代的社会生活风尚更是日显繁杂,甚至全面复古。同时,认为由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朝,其社会生活更是逆转倒退的。     

国有中小型企业适应规模经济的观念与对策

十五大确定的改革开放的主体策略为“抓大放小”，为此世纪末的中国掀起了一股企业兼并的热潮。与前几年企业兼并的多元化主题不同，今年的兼并以横向兼并与纵向兼并为主。企业试图藉扩大市场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大型的企业集团在规模经济的时代无疑更具优...     

"兀术不死,兵革不休"考辨

有人认为“兀术不死,兵革不休”,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兀术并没有一味主战,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在天会八年(1130年)以前,他是一位积极主张攻宋的“狂热”分子,之后,开始向主和方面转化,到了金熙宗即位以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转化。天眷元年(绍兴八年,1138 年)宋金初步达成和议以后,兀术又撕毁和约,重新发动侵宋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收回河南陕西一带土地,并非是在对宋议和的目标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主张在有利于金朝的条件下与宋朝达成新的和议。“绍兴和议”以后,兀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好。兀术这种并非一味主战,也非一味主和的两手并用的对宋政策,使他获得了成功,但也损害了宋朝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