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论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自由层次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包含了人类自由本性实现的两个合理性层次:即公民作为需要和利己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充分实现其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自由实践,以及作为自治主体自愿选择或加入某种社会团体或共同体的自由实践。前者主要是指实现个人所有权的需要体系,体现为公民的经济自由;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公民对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自我维护或自治,体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论马克思的两种政治观

马克思在其著作里阐述了消极政治概念和积极政治概念,消极政治显示了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积极政治显示了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观;马克思在建构意义上论述消极政治,在整合性意义上论述积极政治,这种一体两向的政治观是在对黑格尔政治观的批判中形成的,并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中得以显现。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过他们,其对政治的细致论述,为人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协同创新”的依托平台及工作思路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从其内涵特征及工作实践上看,都集中体现了"协作攻关"的特点。"协作攻关"实质是要各参与主体、力量、资源等"协同创新",只有"协同"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攻关","协同创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从我国当前条件来看,将"2011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实现突破、进行攻关的依托平台,既有基础,也有条件;既具现实性,也具可行性。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平台的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具有社会互构的基本条件,可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精准扶贫"协同创新"进行分析,把握其中的概念和要点,为更好地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思路。     

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一种社会互构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互构论从更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个体与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共同体的二重性关系,它要求食品企业超越简单的经济目标,从更高的社会视角遵守国家法律和企业伦理,践行社会责任。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是食品行业的主要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和法律性并不冲突,它们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强化我国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发挥国家执法监管者、立法推进者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消费者、舆论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更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创新制度、革新技术,在营销的各个环节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探析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主体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塑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形成良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使社会各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研究——以“惠州模式”为例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即是城市和农村两主体互构共变的机制,包括城乡互构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和互构域四个要素。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日益丰富,"城乡整体互构共生"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合理性。该模式主张城市和农村是互构共生的,互动地位将趋于平等合作,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利益需要的满足,互构结果将是互惠双赢。惠州的实践证明,各地在深入把握城乡互构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既有自己特点又遵从普适规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基于湖北省武汉市三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就业层次低,满意度低,且工作待遇差,劳动强度大;同时,失地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对政府的高期待与政府的实际作为形成巨大反差.各主体间不良的互构关系是形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应该形塑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使社会、个体各主体积极能动的互构,从而实现失地农民的成功就业.     

“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政治和谐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为不懈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吸取斯大林晚年错误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教训,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追求社会政治思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和谐而作出的努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政治参与视阈下两种自由观及其内在和谐——读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主张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积极政治自由和现代人的消极个人自由，他力图将两种自由观有机的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但都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政治自由又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在公民政治参与的视阈下，分析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政治自由之区别，并结合贡斯当的代议制建设及现代权力分化，公民政治参与对于两种自由观及其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并得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更好地促进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内在和谐。     

合作博弈：乡村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互构论的阐释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的探求——考察卢梭政治自由观的一种进路

卢梭通过对自然自由、契约自由的论证 ,表明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和基础在于个人自由权利的维护 ;通过对道德自由、道德风尚、广场集会等一系列环节的强调 ,明确了社会认同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这种对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 ,亦即个人权利与社会认同两大领域的全面把握 ,使得卢梭政治哲学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理智与情感、自由与专断等迷离多变的色彩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

本文对旧式现代性的危机和新型现代性的崛起,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对社会学的分裂传统和当代建构主义社会学的重建努力做了清理和评述。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正式提出了社会互构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做了概括性的介绍。     

辨证的张力：两种自由分与合的理路阐释-兼论墨菲的政治哲学自由观

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再到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二分法,人们似乎在此基础上能够辨析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然而,随着当代强势的社群主义者把尖锐的矛头指向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并以某种过于夸张的形式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截然对立误解为当代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论战的实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尚塔尔.墨菲的警觉,随之以一种超越、调和、折衷的自由观理论予以回应。对这两种自由分与合的演进理路的考察和阐释,我们会发现深藏其中的辨证张力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