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

唐前期三省长官逐渐被排除宰相之列或被皇帝疏远,三省机构逐渐失去重心地位.唐后期和北宋前期三省职能逐渐被新的机构取代,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神宗元丰改制虽名义上按照<唐六典>恢复三省制度,但实际上三省已失去军事职权且"政柄归中书省".南宋时期由于战事繁多,为简化政务流程,"始合三省为一".这些变迁对元明清乃至后世的中央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唐宪宗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后期的皇帝远比不上前期的皇帝英明,然而,在唐后期昏庸的皇帝群中,唐宪宗却是较有作为的一个。但到目前为止,对唐宪宗,还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对唐宪宗的功过是非作一粗略的分析。一唐宪宗即位之初,较为英明果断,颇有雄才大略的气度和胆识。他极赞佩盛朝治世之功,决心仿效太宗、玄宗,中兴唐室,并为此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他的主要优点和功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格后敕修纂体例考

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起,唐开始采用直接编纂皇帝制敕的方式,使之法律化,制定成格后敕,用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唐后期修纂的格后敕,条文体例与唐格不同,乃取适宜普遍和长久使用的敕,按照二十四司分门别类,直接修纂成一种独立于格的新法典.对收载的敕文通常不再进行大幅度改写加工,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诏敕的原貌,并保留了当初皇帝颁布制敕的日期,每条末尾署有年月日.在格后敕外,唐五代并不存在独立的以"节文"命名的法典.     

日常生活的诗意再现——论《莺莺传》对唐传奇的创新

元稹的《莺莺传》为中唐爱情传奇中创作较早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它将诗文作深度融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示范性,对后世文言小说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本篇不同于一般唐传奇追求题材的怪奇与情节的离奇,以其鲜明的现实色彩在唐传奇中最具典型性,它是中唐乃至此后科举制度下风流士子们爱情生活方式的缩影,所以备受后世戏曲家青睐。我们不应作简单的道德评价而忽略其创新价值。     

略论唐末宰相与藩镇的关系

本文试就唐末宰相与藩镇的勾结加以论述,以进一步探讨唐朝灭亡的根源。唐末藩镇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必然在唐中央政府内部努力渗入自己的势力,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在当时群雄割据,唐中央内部派系林立,争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既容易接近皇帝,又容易得到皇帝信任的...     

唐太宗文治思想述论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文治武功”兼备的封建皇帝。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他建有赫赫武功；唐王朝建立后，他又确立并大力推行“假武修文”之举。贞观初，魏征曾向他建议：‘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眼。”①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数年，成效卓著。贞观时期，唐太宗“堰武修文”的文治思想，包括对待儒、释、道的思想、大兴礼乐的思想、驰情文史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的确立和与之采取的文治措施，不仅对巩固唐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架构了“贞观之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对待儒、释、道的思想与政策…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唐“开元通宝”钱“仰月纹”述考

唐"开元通宝"钱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于有的"开元通宝"钱背铸有一仰月纹,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其来历进行了探究,大多以为是铸造"开元通宝"前,向皇帝呈送蜡样审定时,由某一皇后所掐指甲痕造成的.但是,经对文献记载和铸币工艺程序梳理、分析,"开元通宝"的仰月纹与指甲痕无关.根据唐以前钱币背文和"开元通宝"钱背仰月纹的特点比较分析,"开元通宝"的仰月纹当是一种兼具装饰和炉别的记号.     

唐小说中祝文的学理价值

祝文作为一种反映人们对山川神祗祈祷和祝愿的文体,主要在与神仙、鬼怪、精灵等题材相关的唐小说中出现.融入唐小说中的祝文,不仅展现了唐人的审美追求和情感价值取向,而且有引出故事人物出场、刻画故事人物心理的叙事功能,对唐小说有重要意义.     

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

实录是我国封建史学中的一种重要史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注录梁代实录三部,武帝时两部: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梁太清实录》八卷;元帝时一部;谢吴撰《梁皇帝实录》五卷;过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产生于梁代,唐以前的实录也仅此三部。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