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     

明代河湟地区军屯的管理及租赋

<正> 明代在全国实行屯田,今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也不例外。明洪武十年(1377年),西宁卫在湟水中下游开始实行军屯,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在河州卫归德千户所所辖的黄河南岸今贵德、尖扎、同仁等县境内也实行军屯。对河湟地区明代军屯情况的研究,是本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限的资料,对河湟地区军屯的组织管理、屯军受田亩数、耕牛籽种的供给以及军屯的租赋等问题做些探索,以就教于学术界。     

董福祥与西北马家军阀集团的孕育与形成

《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刊登薛正昌题为《中日甲午之战与河湟起义问的董福祥》的文章,认为董福祥与西北马家军阀集团的孕育与形成有直接的关系。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清代甘肃固原人.1876(光绪二年)率郭随左宗棠入新疆,戍边十余年,曾任阿克苏镇总兵、喀什噶尔提督(乌鲁木齐提督).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董福祥奉召进京参加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翌年春,甘肃爆发河湟回民起义,他奉旨前往镇压。其时,他用“以回制回”等策略,取得了镇压的成功,同时也为西北马家军阀集团     

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争战的主要原因

<正> 河湟地区,包括湟水流域及其附近的黄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两省,而以青海为主。尽管河湟地区(特别是河湟谷地)各地的自然景观非常相似,但在我国目前流行的自然地理分区上,一部分(主要部分)划属“青藏自然区”,一部分划属“华北自然区”。 现代考古学的成果表明,早在史前时期,河湟地区就开始有了人类居住生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等古文化遗址遍及河湟谷地即是明证。周秦时代,     

论赵充国河湟屯田的成效——兼论《屯田奏》的理论意义

西汉赵充国河湟屯田无论是在潜在意义上还是显明观感上都可谓是我国古代屯田的一个范式和标杆。这一评价在感性层面上实缘于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多对河湟屯田加以推崇和赞美这一事实 ,但后来学者对河湟屯田成效的见解并不一致。归纳而言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充国屯田成效主要体现于经济上“因田致谷”“省大费、早息徭役”,二是充国屯田成效是赵充国军事思想的胜利所致 ,抑或毋宁说河湟屯田之所以垂范后世 ,实由于抗羌军事行动“卓有成效”。如不把眼光仅局限于《汉书·赵充国传》,而是放眼于整个西汉屯田史材料之比较上 ,则我们更倾向于认…     

宋夏战争中兰州城关堡砦的置建

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宪收复兰州,到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北宋灭亡,宋与西夏为了争夺兰州,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战争使兰州的社会经济受到破坏,但同时为了战争攻防的需要,城关堡砦却较快地建筑设置起来。 据《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地志》),兰州在北宋初属秦凤路,是该路十二州之一。究其实,当时河湟陷于吐蕃,尚未恢复,隶属秦风,徒具虚名。十一世纪六十年代,王韶收复熙州(今临洮),设熙河路。八十年代初,李宪复兰州,加“兰会”二字,为熙河兰会路。稍后,改为熙河兰岷路,十一世纪末又复故。以后屡经改易,先后有熙河兰廓、熙河兰湟、熙河兰乐等路名称,最后复改为熙河兰廓路。     

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自清以来,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日渐衰落,除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土司的政策以外,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使藏族社会的土司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实已形同虚设;为河湟地区藏族的交往铲除了藩篱,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进一步使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得以整合;抑制了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扩张与发展。     

安夷县址、宗哥城址考辨

<正>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的著名老将赵充国在平定河湟地区羌乱,实施驻兵屯田的同时,在湟水流域设置允吾县、破羌县、安夷县。安夷县至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废,历经586年之久。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北宋唃厮啰,曾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于宗哥城建立政权后迁青唐城。考证清楚安夷县和宗哥城的确切地址,对研究河湟一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这两个城池的大致方位,清代至今不少史志学者有一定研究,但其确切遗址,尚未能证明,我们在此基础上,阅读有关史籍,实地考查,访问耆老,基本弄清了二城遗址。     

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 ,《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 ,筑令居塞”的记载。这里的“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 ,“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 ,指黄河上游农区和湟水流域 ,即今青海省境内包括贵德、尖扎等黄河沿岸地区在内的东部农区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上 ,这里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带 ,藏传佛教在这里从传入、发展到鼎盛、衰落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一、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考察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地区的历史十分久远。据《安多政教史》记述 ,早在唐代宪宗…     

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

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王天顺，杜建录（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王安石御夏方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安内以制外＂；二是＂和戎＂（抚绥熙河蕃部）以断西夏之右臂。这种方略弥补了庆历年间御边名师范仲淹进筑横山以断西夏左臂的不足。然而学术界向来只重视范仲淹的方略，...     

河湟皮影戏的民俗文化功能解读

河湟皮影戏与河湟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能满足河湟民众多方面的需求,在祈福禳灾、酬神还愿的宗教俗信与寓教于乐中成为了河湟民众表述村落信仰、实现族群教化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具有信仰、教化、传播、调节等四个方面的民俗文化功能。     

青海历史建置述略

<正> 青海省位于祖国的西北、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资源丰富的省份。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青海柴达木一带有原始人类活动。在据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青海黄河河曲一带居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3600),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距今约3185——2640年)等,在河湟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分属马家窑等文化遗存的青海彩陶文化,以器物精     

历史上的兰州人口

据有关兰州方志史料记载,历史上兰州人口如下: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金城郡辖13县,包括今三县五区及河湟、临夏地区,金城郡户38,470,口149,648人。公元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金城郡领十县,户3,858,口18,957人。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青海河湟宴席曲的艺术展演情境分析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法,将河湟宴席曲置于其具体的生存语境中,对其展演的时空、语言、动作、旋律以及情景进行分析。河湟宴席曲是河湟民间宴席活动中特定时空下的仪式化行为,表达着民众的价值趋向、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情感抒发方式。河湟宴席曲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其狂欢的表象之下,蕴含着河湟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感。     

元代青海地区土地占有及赋役状况探讨

<正> 北宋初,特别是(口角)厮啰政权时期,青海境的吐蕃人中,封建领主制已取代奴隶制居于主导地位。北宋末年,宋王朝对河湟地区实施了近30年的统治,并向这一地区迁来了一批汉族农民。北宋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对河湟吐蕃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以至数万户吐蕃人“愿比内地”,即情愿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期间,青海东部租佃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与中原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距离。金和西夏统治河湟时,生产方式大体保持了北宋末的水平。至于河湟农业区以外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为生,受汉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影响相对微弱,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仍盛行部落领主制,部落属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烈。     

河湟花儿传唱的多民族性研究

花儿在河湟流传地域发挥着它特有的社会作用,作为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格十分鲜明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音乐事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文章首先介绍了河湟花儿发源地的地理和经济概况,其次论述了河湟花儿多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成因和河湟花儿艺术表现上的多民族特点,分析研究了河湟花儿传承流变中的民族融合性及河湟花儿在民族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得出花儿这一多民族文化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且对于研究中国西北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性有着重要价值。     

雍熙北伐分兵几路?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大举伐辽.最近,李一氓同志在《读〈辽史〉》一文中(《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认为是“宋五路攻辽”;常征在其《杨家将史事考》中,也认为宋军兵分五路,北攻辽朝.雍熙北伐究竟兵分几路?常征说,除了山西、河北三路宋军攻辽外,还有高琼“曾率水军浮海北攻平州,并占领今滦河下游及秦皇岛地区,为北伐中宋军重要的一路.史传疏漏其事,而观于《辽史》,其军事行动曾严重危胁契丹,故肖太后曾派重兵御之也.”考《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三月十四日,“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守”;又《耶律化哥     

一项河湟藏族民间信仰研究的硕果——《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读后

《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一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遗俗,以及灵魂观念、占卜术的产生及其类型,巫术及其展演、苯教信仰遗俗等进行了阐述,在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读后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