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乐忧时，呼“中和之响”

<文心雕龙·乐府>界定乐府是一种"诗"声"同构的独特文体,同时将乐府纳入<诗>的系统,强调"诗"(即歌辞)在乐府创作中的主体性;且赋予乐府正统的伦理功用,在阐述乐府雅俗嬗变中体现了刘勰强烈的感乐忧时意识和以文救世的理想.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六朝后的诗歌,"兴"的本质则是"感".<诗经>兴体诗是借物起兴,较单一;六朝以后诗歌则是感物兴情,较复杂.<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的相互契合.     

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关山征戍远闺阁别离难--浅析《伯兮》、《采薇》的抒情特色

先秦时期,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个人的情感意志为群体利益所压抑或取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各方面的<诗经>便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特点.其中<伯兮>、<采薇>两首诗表述了因战争造成的离人思妇之苦,感情婉曲深挚,深得<诗经>"温柔敦厚"之旨.而思亲盼归、保家卫国也成为后世征戍诗的共同主题.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每类皆为之序,每书皆学术的发展演变,其精神不可避免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其中的<诗>类部分,既能理清清初百余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又能捕捉到其<诗经>研究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     

圣婚仪式原型的隐喻：－《诗经》的另一种解读

<诗经>的意象象征是在原始文化传统基础上创造的"有意味形式”,然而许多年来诗评家们却以现代文化观念去研究.错位文化观念的解读使<诗经>的本来意义被遮蔽了.把<诗经>还原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始文化的联系中去解释,就会惊奇地发现,<诗经>的许多内容是远古圣婚仪式的隐喻.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

江西闺秀词的创作,与闺秀词的整体创作基本同步,在越过了唐五代的孕育期之后,也历经宋金的繁荣、元明的衰落、清代的极盛的几个过程,出现过魏夫人、景翩翩、刘淑、朱中楣、曹慎仪、萧恒贞、陶淑等优秀的江西闺秀词人。但由于接受观念、接受环境隔膜,长期以来她们被久置历史深宫无人问津。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大乘般若学攀附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甚至从理论上自觉总结出了以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空学的"格义"、"连类"之法.反之,当时的老庄学也借助于佛学,尤其是东晋支道林,则更以般若性空学说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拔理于郭、向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群体

《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言行轶事与人性人情，其中也记述并歌颂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的女性标准的变化。     

《人物志》与《颜氏家训》才性观之比较

才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其讨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而以刘邵《人物志》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具代表性。刘邵的人才思想虽受到了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影响，但更注重从名理学的角度探讨人的天赋素质与人德行、才能的关系，并坚持“学习有限论”。颜之推则对汉代以来“唯德是用”的人才观提出了异议，并强调后天学习对人自身发展的巨大作用。二人均主张“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体现出了共有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