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墨林继任摄政王经过

清代,自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火牛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逝世,到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金牛年)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亲政,在这24年里,西藏的政教事务一时无人主持。起初,乾隆皇帝任命第穆诺门汗为摄政,但不幸的是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火鸡年)摄政第穆诺门汗也逝世了。当时,对于满清朝廷会任命谁继任西藏摄政的问题,一时众说纷云,猜测不定。但是,无论谁都没想到,乾隆皇帝竟会出人意料地启用了当时既不是活佛又没有什么官职的年轻喇嘛策墨林继任摄政。对于当时的情况,藏文古籍《策墨林传》中都有详尽的记载,书中写道:“当时的情况是,原摄政王归天,(朝廷)商     

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北山鹿,座落着一座巍巍壮观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整个寺庙的形象和布局,是仿照当时全国喇嘛教中心——西藏布达拉宫的样式修建起来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弘历曾派两名官员,一名画师、一名测绘师,至布达拉宫测绘临摹。随后,弘历为了庆祝自己的六十岁生日和皇太后钮钴录氏八十岁生日,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动工修建普陀宗乘之庙,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完成,历时四年半。寺庙周围山峦起伏,山下前临狮子沟;背后有高峻的山崖向东汇入武列河;整个庙宇被依山就势、蜿蜒曲折的虎皮石墙围绕,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在承德原有的十二座吉寺庙群中,可谓首屈一指。     

乾隆皇帝处理廓尔喀侵藏善后事务的一些基本思想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借索赔银之名,再次入侵西藏,占据聂拉木、济咙等地,并派3000兵力闯入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次年(1792),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率大军驱除入侵者,并抓住处理藏内善后事务之机,对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大力改革,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为解决西藏地方的积弊,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原始资料,对乾隆出台相关政策的基本思想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理清乾隆皇帝成功处理西藏善后事务的基本思想和脉络,以期明史实,获启示.     

噶伦官职

西藏地方始设噶伦一职,为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其时清廷派员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遂封康济鼐等为噶隆(伦),协助达赖喇嘛等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后因“阿尔布巴之乱”,公元1728年改由颇罗鼐个人掌权。其逝世后,传位于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总理全藏事务的“多罗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被平息后,清廷废除郡王、贝子办理藏事之制,在西藏正式建立了噶     

雍和宫:百年大佛重开光

金秋10月,驰名中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雍和宫,举行了近百年来最为隆重的一次弥勒大佛开光庆典。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建于康熙33年(公元1694年)。原为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即位前的府邸,乾隆就是在这里降生的。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升为行宫,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为缅怀雍正皇帝的业绩,维护西藏、蒙古     

从两件藏文历史档案看清朝对西藏差税问题的整顿和改革

有关清朝整顿西藏差税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资料,一个是藏历第十三饶迥的水牛年(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钦差总理大臣和琳奉乾隆皇帝圣谕,会同达赖喇嘛及掌办商上事务的济龙呼图克图,为解决达赖属民和班禅属民在支应差税方面的争执而作出的决定,简称《水牛年决定》;一个是藏历第十四饶迥的铁虎年(公元1830     

《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述略

在京城名刹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右前方、高大的饰花歇山重檐碑亭内,矗立着一座享誉中外的清代碑刻,即乾隆御制《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是乾隆皇帝特为纪念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喜(1738—1780)而建造的。该碑立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后,清净化城塔落成之时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但碑文内容却是由乾隆皇帝完成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前、病重期间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初一日。因《写寿班禅圣僧并赞》为乾隆御诗,故此碑又简称“御诗碑”。     

历史与定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初掣实践考

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进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等重要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是清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为配合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乾隆皇帝特命造办处制作两只金奔巴瓶，分别存放于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寻访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舞弊事件，致使清中央政府以“国家意志”查证舞弊事件，并力促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完成初次实践。文章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乾隆皇帝对舞弊事件的回应，分析了初掣实践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意义。     

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坐床经过考述

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二十九日四世哲布尊丹巴罗不藏图巴坦旺舒克在五台山圆寂。清朝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规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必须在西藏平民中选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因此,喀尔喀按照清朝规定,派人赴西藏寻找其转世灵童,于嘉庆二十一年通过金瓶掣签选定了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接回至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坐床,成为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及其迎取经历,反映了清代自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到西藏以后喀尔喀为迎请哲布尊丹巴转世灵童而付出的艰辛和经济负担,以及清廷在喀尔喀推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坚定不移。本文对此全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研究,借以揭示清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转世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对喀尔喀的影响。     

学大寨 赶大寨 大寨红花遍地开——少数民族地区大寨式农业典型简介

西藏乃东县结巴乡里,有一个十一户的朗生(家奴)互助组.这个互助组,那可真叫一穷二白.十一户除了只有九十三克八升地(一克相当     

《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其资料来源

《西藏纪述》是清代成书较早的西藏地方志之一,目前对其研究仍较少。是书著者张海,据其著序及书后类似跋的一段文字的简要记述,可大致了解其撰书前后的经历,并可推定此书成书时间在乾隆十四年或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四年三月间。《西藏纪述》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涉及诸多方面,并具有4个特点,使此书有关西藏的内容具有研究价值。《西藏纪述》的成书及刊印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治理及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增多、全国地方志编纂处于高潮的历史背景下西藏地方志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也反映出像张海这样具有进出西藏及在西藏任职经历的官吏对西藏的关注和对有关西藏资料的重视与搜集。     

略论嘉戎屯兵抗击侵藏巴勒布的作用

巴勒布是今天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在18世纪中叶,巴勒布的廓尔喀族已是一个较为强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曾一度掌握该国政权。由于巴勒布与西藏后藏地区山水相连,边界交往频繁,随着廓尔喀的强大,扩张的野心也日盛。又由于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的怂恿,竟悍然发兵入侵西藏边境数宗。清政府令驻藏大臣一再向其提出警告,但都被其置若罔闻,清朝政府被迫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十六年     

西藏摄政沙札·汪曲结布

西藏地方在1751年(乾隆十六年)进行体制改革后,又经过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的调整,始由达赖喇嘛在清帝君临并由驻藏大臣二员在拉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之下,施行治理。但是几乎19世纪以内,几辈达赖喇嘛都未满成年或在成年后不久圆寂,实际政权全由一名摄政(regent)掌握,另外有四名噶伦组成噶厦佐治。这一事实的含义是在僧人和贵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因为摄政一职通常是从一小群大活佛喇嘛     

磨盘山关帝庙铜钟

磨盘山关帝庙位于布达拉宫以西约一公里的巴玛日小山岗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大将军福康安等清朝驻藏官兵创建,乾隆五十八年竣工。当关帝庙建成之后,福康安等人为了炫耀自己的功德,名垂万世,更立碑铸钟,大名刊铸其上。石碑至今耸立于关帝庙,铜钟保存在自治区文管会.此铜钟铸于乾隆五十八年春正月,是西藏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铜钟。钟通高1.32米、口径1.08米,呈喇叭形口,四覆瓣式钮,钮中间有一圆孔。钟外表有上下两周铭文,上边一周铭文为篆体,字体较大,排列稀疏,共16个字,四字一句,即“皇图巩固,     

清太宗时期宗室犯罪的量刑原则和处罚方式

当我再次把沸腾的生活关在窗外,独自重温纸如蝉翼的《清太宗实录》以及其他清初史籍时,令我慨然系之的并非是扑面而来的墨宝幽香,而是一幅幅沉寂已久、渐渐远去的历史画面。清太宗皇太极自天命十一年(1626)深秋始登汗位,直到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公历九月二十一日)溘然长逝的那个秋风萧瑟的夜晚,其间整整十七个春秋。十七年,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里不过是个瞬间,然你一旦进入这个瞬间,就会发现历史的每个瞬间都是一     

松筠及其《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诗述评

松筠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位有成就的蒙古族学者、诗人。生于一七五四年,卒于一八三五年。字湘浦,蒙古玛拉特氏,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一年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历任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理藩尚书等多种职务,并先后出任驻藏办事大臣、伊犁将军(1800)、绥远城将军、两广总督.乌里雅苏台将军(1823)等。他在担当边疆要职期间,熟悉边庭事务,“施惠贫农,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清史稿卷242》),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多所贡献。特别是他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充驻藏大臣,抚番多     

唐绍仪与中英西藏谈判述评

在早期的中国外交史上,充斥人们耳目的多是屈辱求和、丧权失利的记载。有饰辩之词曰:弱国无外交。果如是乎?非也!唐绍仪在1904年至1906年与英使谈判西藏问题即是一例。一、中英西藏问题起因西藏在我国西南部,广袤六十五万一千五百方里,域内分前藏、后藏等,其民族本为唐虞时代之三苗后裔,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于汉为西羌,唐宋为吐番,元为乌思藏。清太宗崇德八年,并遣使至盛京,尊清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极表崇敬之意。西藏诸首领则受中朝册封。至雍正二年,世宗封后藏台吉颇罗鼐为郡王,使总辖西藏事务,并设西藏办事大臣正副二名…     

西藏学研究资料索引——近代期刊部分(1840——1949)

说明 1.本索引所收资料均系近、现代期刊部分,即自1840年(清道光三十九年)至1949年解放前国内出版的报刊中收集的。 2.本索引分政治、经济、史地、宗教、文化、语言文学、教育、风俗八类。 3.本索引著录项目为篇名、编著者、报刊号(期)及出版年、月、日。 4.为了使国内西藏学研究者能较全面系统地阅读了解国内近、现代西藏学研究的全貌,正反两种观点的资料均予收录,请读者在阅读参考时注意鉴别,有批判地使用。 5.本索引只供国内西藏学研究者参考。 6.因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本索引会存在许多缺点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各民族对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经纬度测量的贡献

当十七、十八世纪间,欧洲各国的天文大地测量,或未开始,或尚未完成,而中国却在康熙、乾隆的主持下完成了这项事业。在1708年至1716年(康熙47年至55年),清朝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理经纬度测量,其范围包括内地各省、台湾、东北、蒙古,并派人到西藏实测。后来在此实测的基础上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1756年(乾隆21年)、1759年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西藏事件原委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反动当局曾以国民政府驻藏人员中有共产党员为借口,要求国民党政府驻藏人员和内地在拉萨工作的某些人员离开西藏。本文就已经收集到的材料,试将该事件的原委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已故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代处长陈锡章曾写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噶厦派员请我去有要事面谈。我去到那里,在座的有三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