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反全球正义观念及其批评

在发表《正义论》之后，罗尔斯在晚年发表《万民法》，对全球正义做了一元论解读。他提倡人民主体性和万民法原则，怀疑全球正义与合理多元论的相容性，尝试建构以万民(peoples)为主体的“现实乌托邦”，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义务的折衷方案。罗尔斯的万民法学说虽为全球正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却没有认真对待全球正义实践诉求。扬弃罗尔斯万民法学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探讨全球正义提供新的基点。由此出发，消解国际现实主义，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实现全球正义的多种可能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全球正义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     

公共理性下的公民伦理——兼论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公民伦理思想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凭借可行的正义原则,在公共理性状态下推论万民法的公共理性也就是人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它由宪政民主体制的一系列正义的自由原则所给定,并由公民的慎思、自由社会的善总念、公共社会的基本利益等一系列的基本理念所构成。在捍卫人权的基本维度上,作为世界社会基本结构的万民法,其内涵表现为:万民法的政治正义基本总念、万民法的社会契约总念、万民法的自由平等总念、万民法的公共善总念、万民法的宽容总念。罗尔斯的公民伦理思想,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之间接受正义体系的基本原则,它倾向于在人民社会根本民主原则的引导下按正义感的能力与善总念的能力行动。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罗尔斯的正义之逻辑及其哲学基础

罗尔斯在与批驳者的辩答中,修正他在<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理念并给定其哲学基础,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稳定基于正义的政治理念,并引中出万民法,使之普适化.     

罗尔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论析——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关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论及的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理性的和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的和合理的两个概念来自于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对罗尔斯关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的论析,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呈现。     

论全球正义的客观环境

全球正义是当前国内外实践哲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罗尔斯的"万民法"更是将这一论题的讨论推向了深入。在关于全球正义问题的早期论述中,奥尼尔(Onora O’Neill)的"地球救生艇"这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一篇。其中,她的这篇文章暗含了对全球正义的客观环境所进行的思考,文章将在奥尼尔的观点基础上,结合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相关论述,来批判性地考察相关的问题。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应得与道德价值——罗尔斯的应得批判之批判

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应得正义观是平等正义观最重要的批评者和挑战者。罗尔斯认为应得主要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并利用"道德价值与分配份额无关"来反对应得在分配正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无知之幕"的道德理由、差别原则的融贯性问题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地位,可以看出,应得作为先于正义原则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已经被罗尔斯所接受并运用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推理之中。应得与分配正义密切相关。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论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现时进入解释

按照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现时进入解释,原初状态是人们随时可以进入或利用的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视角。与标准解释相比,这一解释无疑很有吸引力。可是,这一解释却会让罗尔斯的理论陷入诸多麻烦。原因在于,若对现时进入解释进行合理的解读,我们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原初状态中的立约人是具有实质性价值观念的道德人,可这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关于立约人的诸多重要设定有悖。与此同时,现时进入解释也会让人质疑作为公平的正义之为契约理论的定位。     

哈贝马斯的道德商谈方法解读

哈贝马斯在反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和麦金太尔的语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道德商谈的正义探究方法。道德商谈方法,一方面能够避免麦金太尔的语境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罗尔斯的建构主义的单主体性等缺点,另一方面也能够解决建构主义与语境主义之间存在的对立。     

康德政治哲学之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意义

作为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展示了非凡的思想魅力.康德对无知状态的描述虽然简单、粗略,但却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描绘了最初的轮廓,他的道德建构主义倾向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罗尔斯,他的普遍意志形式启发了罗尔斯一般性的正义原则.但康德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一种事后分析,分离出一种先验的道德要素,而不是论证这些要素,这为罗尔斯预留了政治哲学的宽广空间.     

略论罗尔斯康德式建构主义之失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明确指出他的正义原则是以康德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建构方法产生出来的,但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就其实质而言,恰恰相反,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及由此建立的正义两原则是功利主义的,这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主义的道德观背道而驰。对此,批评者分别从罗尔斯所列举的三个主要的康德式理念展开攻击。之后,罗尔斯在其另外几篇文章中为自己理论中的康德主义观点做了进一步辩护。本文认为,他的部分辩护及其对正义理论的完善是成立的,但是,在最深层的角度,罗尔斯仍然未提供给我们关于"道德人"是以何种理念作为协商动机的清晰的确定。而且,如果接受他对于康德道德哲学重构的观点以彻底反驳批评者的指责,那么,就将因为所带有的过多的康德色彩而对其正义理论独特的基本原则形成冲击。     

追寻分配正义：理性主义的局限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罗尔斯和奥克肖特都反对共同目标,捍卫个人自由。罗尔斯强调公共理性,构建了正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奥克肖特则倡导公民联合的权威宪制,保护自由个体道德。前者的自由偏向于权利,后者的自由偏向于个体道德,从而两种理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奥克肖特提醒人们注意分配正义可能带来的理性主义风险。而罗尔斯主义者认为,奥克肖特将分配正义视作理性主义是一个失误,奥克肖特的理论才是不现实的。     

罗尔斯的正义共识是无根之共识吗? ——诺齐克对作为公平的正义之批判

诺齐克不相信罗尔斯公平正义这种通常形式的分配正义有可靠的逻辑和道德基础。他批评它们的非历史原则、模式化和接受者正义的弱点。他不认同差异原则,认为它充满反例,侵犯个人权利。差异原则无论对于重叠共识还是平等主义都是一个难点,它关乎平等的范围和限度。诺齐克的个人自愿行动的权利转让体系对社会本身的理念、全面的政治关系的考虑不完全周全,它偏重道德基础论证,但缺乏共识性考虑。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共识理想比之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观就缺乏理论基础。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基础

本文讨论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基础问题。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 ,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 ,而两个正义原则是通过“原初状态”的程序设计来加以论证的 ;第二 ,这种程序设计是契约论的 ,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道德证明 ,同时罗尔斯也建立了一种新契约论 ;第三 ,桑德尔正确地指出这种契约论的道德基础是自律性和互惠性 ,但他对罗尔斯的批评是难以成立的。     

如何拯救正义?——论科恩与建构主义者之争

罗尔斯仿照康德的定言命令程序,设定了原初状态,由原初状态得到基本的正义原则。科恩批评罗尔斯的建构主义不但混淆了事实和规范、正义基本原则与调节规则,还使得正义概念无法界定,正义的理念更无从实现。建构主义者否认科恩的挑战,并给出如下理由:科恩与罗尔斯分别在规范性层面与方法论层面讨论元伦理学;科恩的终极道德原则是一种内在的事实敏感性原则;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不需要科恩从中拯救正义概念。从双方的争议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还是科恩所支持的运气均等主义正义原则,都无法摆脱对特定事实的预设,他们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分道而行,主要是因为在"何种事实对于正义理论是必要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这个角度看,科恩与建构主义者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罗尔斯的义务与职责观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颇具影响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著作 ,其中对义务和职责的阐述也独树一帜。罗尔斯从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出发 ,论述了自然义务和职责的联系和区别 ,同时由此又区分出政治义务和政治职责两个概念 ,对国家 (及政府 )的权限和责任问题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还提出“份外行为”概念以与“自然义务”相区别。罗尔斯的义务与职责观为我们研究道德义务和道德职责 (责任 )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