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赋属骈文之一体

骈文要求对偶、用典、炼字、声韵,汉赋具有上述特色。汉赋从它产生之初起就与骈俪结下了不解之缘,汉赋是最便于产生并容纳骈俪的土壤,因此,汉赋是骈文之一体。汉代各个时期的赋作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代已有典型的骈文而不仅仅是对骈句的个别利用。但汉赋尚属古骈,古骈离“四六体”尚远,因此也没有如 “四六体”一般的板滞。古风犹存的汉赋既开创并丰富了骈法,又具有古骈文的新鲜与生命力,这是骈文在汉以后数百上千年间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论汉赋兴起的地缘性要素

汉赋是一代文学的代表，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的兴起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而汉赋具有的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却少有人谈及，本文尝试从地缘性因素解读汉赋的兴起。西汉政权是楚人建立的，楚地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在西汉得到很大程度的沿袭和发展。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文化大量继承了楚地文化传统。楚籍统治集团的偏爱与倡导进一步促进了汉赋的兴起与繁荣。汉赋以深深的楚地烙印为特色，在文学史上彪炳千古。     

关于汉赋的“歌颂”

对于汉赋的“歌颂”,当代有这样两种意见: 汉赋否定论者说,汉赋“以歌颂为主”,“一味郊庙颂歌赞君美”,“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它是“颂圣之作”,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是“供剥削阶级娱乐”、“填补统治者精神空虚”的“御用文学”、“官方文学”、“贵族文学”、“宫庭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东西,应该把它从我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作为“一段     

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

汉赋常常虚构人物,假设问对,并在此背景下虚构情节,亦多言及鬼神怪异,从而使其具有了小说意味。俗赋一体,有一定情节,通俗浅显,幽默风趣,小说意味甚浓。汉赋小说意味的成因主要是汉代儒学的神学化、方术的流行及赋家对小说的关注。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黄老学说与汉赋兴盛

从时间角度看，汉赋兴盛于儒学独尊之前而与黄老学说兴盛重叠；从创作环境角度看，黄老学说为汉赋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从汉赋体制角度看，黄老学说促进了大体制的定型。因此，从黄老学说探讨汉赋发展，重新认识汉赋特征和儒学影响等等问题，应对汉赋的研究思路有所启发。     

西汉帝王的汉赋观

西汉诸帝王的汉赋观有着浓厚的享乐主义倾向。他们都欣赏或沉醉于汉赋作品中铺张扬厉的描绘、夸张虚构的手法、恢宏阔大的气势和华美艳丽的文辞,而对于汉赋用以讽谏的结尾或者不加重视,或者全然不觉,完全是一种重审美而轻讽谏的汉赋观。这种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汉赋发展自己的美学特色、对于文学向着更高层次的演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大力招揽辞赋作家,组织创作活动,甚至还有意搜集、整理、保存汉赋文献,这在客观上不仅促进了汉赋创作的繁荣,也有功于汉赋研究的兴起。     

“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恐龙”的笨拙——对李泽厚论汉赋的不同意见

现代人写的文学史普遍对汉赋评价不高。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中对汉赋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汉斌在题材上具有空前的包容性,这种现象表现出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显示了大汉帝国心胸开阔、气派雄沉的时代精神,这正是汉赋乃至汉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汉赋)尽管呆板堆砌,它在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却确乎为     

论汉赋的大国气象

汉赋以其体制宏大、表现内容广泛、空间无限延展、时间具有跨越性而显示出汉王朝的大国气象。作为“一代之文学”，汉赋能够呈现大国气象，这与汉人的民族自豪感、汉人奔放的思维方式以及汉代文人的政治依附性等因素相关联。     

汉赋中的纺织与服饰文化

在汉赋作品中第一次较多地描写和表现了汉朝人的服饰美，这成为现代人了解汉代纺织业和服装业发展的窗口，同时艺术地再现了汉朝人成熟自信的精神气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汉赋文学审美倾向的自觉性。     

汉赋中的古代军事体育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军事体育,除正史和野史等历史文献资料外,古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各类文学作品同样是重要的史学资料,这些珍贵的作品中留下了大量古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涉及许多关于古代军事体育的描述,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以《全汉赋》及《历代赋汇》中大量关于军事体育的内容为基础,通过文献资料法、古汉语考释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试图从汉赋这一较为独特的角度,窥探我国汉代军事体育发展概况.这对我国古代军事体育训练研究,尤其是完善中国古代军事体育发展史来说,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浅议汉赋的文学影响

汉赋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从文学发展史上看,汉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汉赋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强调了物与情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物“和“文辞“在汉赋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

汉赋在其渊源上融合了《诗经》之“赋”的理性精神、铺陈的创作方法和楚赋的某些形式，其美的本质是“理性之美”；在其历史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对政治本体化时代的体认，其美的本质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汉赋之美是人的类的理性觉醒的产物，同时又是这种理性的僵化的表现     

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汉赋中的"楚风"研究

“楚风”在汉赋中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汉赋生命力的延长,推动了汉赋在文学的生命价值上的辉煌,也增添了汉赋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楚风”在汉赋中的上乘表现,与其皇室文学的地位和其悠久的历史及杰出的表现等众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