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成功是悲哀——黄遵宪论

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中,有一部系统地研究和全面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它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分十二类: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四十卷,五十万言。其中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就有《食货志》六卷,其次如《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经济问题,表现出黄遵宪对国家     

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人.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先后撰写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以诗歌的形式生动地介绍了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起因、经过、后果、影响叙述得尤为翔实.黄遵宪的日本研究,最早总结了明治维新经验,重点介绍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戊戌变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从《日本杂事诗》到《日本国志》--黄遵宪思想发展的一段轨迹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杂事诗》的修改并与《日本国志》对照 ,探测黄遵宪思想发展的轨迹。论文对《日本杂事诗》初刻本、定稿本作了细致比勘 ,纠正了此前不够准确的结论 ;进而具体论证定稿本强化了对明治维新及各项新政、新事的介绍和肯定 ,表明黄遵宪对民权运动从心存疑虑转为同情、赞扬 ,对新闻自由、近代财经政策和警察制度等等的认识都有重大改变或深化 ;此后又进_步批判闭关锁国和德治思想 ,明确提出对外开放和以法治国。这些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应当重视“黄学”研究。     

评康有为《两考》的消极作用

康有为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部宣传维新派变法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珍贵资料。它们的刊印,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褒贬不一,成为近代中国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对于它们的积极     

黄遵宪历史观的发展轨迹探寻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著述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及未刊信札文稿二百余篇。本文拟以黄遵宪主要著作为线索,探寻其历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清季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在致其兄顾肇熙的一批书信中,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对康有为《第六书》的议覆、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的处境和就医情况等重要问题,都有记述和评议;因为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臧否人物、评议时局,多是局内人言,与以往成说有所差异。分析这批函札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将有很大助益和启发。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岭南人文图说之二十一——黄遵宪与梅州的客家文化教育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梅州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启蒙思想家、改革家和著名诗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次年起先后出任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英同伦敦使馆参赞和新加坡总领事,被誉为“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之外交家”。他驻日期间潜心研究日本文化和明治维新历史,写成史著《日本国志》和民俗、文化诗作《日本杂事诗》,给中国的维新派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改革经验。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过从甚密,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倡导变法改革;后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     

论黄遵宪的法治思想

黄遵宪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及其它著作中,第一个向国人全面系统介绍日本因明治维新民主与法制建设成就,而致迅速富强。他率先提出“以法治国”方略,倡导民权宪政,引进近代司法原则,废除治外法权,倡男女同权论。他在百多年前就为世人打开了窥视域外世界近代法治文明的明窗,将近代法治首先引进中国。黄遵宪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思想先驱。     

文明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索与构造——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述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下简称《微言考》)是康有为现存著作中篇幅最巨的一种,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历经戊戌变法和保皇活动相继失败后在理论与现实思索方面的变化和深入。但目前海内外尚无专文对此书作出分析,已问世的几种专著也未就此展开论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戊戌以后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深化。 《微言考》十一卷,作为《万木草堂丛书》的一种,于1917年刊行,撰者自述完成于1901年,实际上在刊成前已陆续添入不少新的内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读《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札记

1981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是国内第一部注释《日本杂事诗》的著作。(按,日本人实藤惠秀、丰天穰二君,于昭和十八年[1843]译注并出版了《日本杂事诗》)它的正文完全按照黄遵宪自称的“定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本)校点排印,同时用按语的形式,把原本被删改之处全部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