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法修订完成 三大亮点受关注

我国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1996年通过的。十几年过去，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旧的《老年法》已经“跟不上趟”了，亟待修改。这次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定完成，意味着老年人权益保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三大亮点，备受关注。     

“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制

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对医疗辅助的需求增加,“医养结合”模式成为新时代的养老趋势。虽然“医养结合”模式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但是其实行过程中老年人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从法律规制视角而言,当前“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人权益保障主要存在立法有缺陷、执法不规范、司法救济乏力、普法宣传不当等问题,需完善相关立法、深化执法规范建设、强化司法保障、改善普法宣传效果,以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老年人居住权益的司法保障与社会法因应

居住权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为预防和降低居家养老伦理风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提供了理性选择。司法实践中，对旅居养老型居住使用权的处理不同于居住权，应肯认事实形成或法院裁判即可成立居住权关系。为填补权益保护空缺，应保护老年人居住权的期待利益，同时将私法规则转化为公法保障，将居住权明确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范围，惩戒侵犯老年人居住权益行为。     

辽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现状及问题分析

立足于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完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的科学定位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具体实施细节,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构建科学合理的辽宁省老龄法制体系。     

关于完善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法律保障的相关对策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大部分单身老年人有再婚的需求。为避免老年人因同居或再婚而使人身或财产权益无法受法律保障,我国应对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法律保障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具体做法是通过在《婚姻法》中设立老年人同居制度、增加约定财产制内容条款,并强化司法执行措施,从而达到真正维护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的目的。       

“啃老”也是一道民生考题

1月20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开幕，就《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跟一审的草案相比，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1月21日《扬子晚报》）     

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权益的保障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首先从法律保障、社会保障与社会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加强与完善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体系、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与医疗保障机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     

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保障研究

老年人既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相对于物质上的供养,精神需求是更为独特而且重要的。老年人精神需求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集合体,而对其进行立法保障是保护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基础,符合保障人权、正义价值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正当权益。在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当代中国对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保障存在立法过少、层级不统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约束性、操作性不强,相关法律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对此,可通过规范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细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具体内容,制定老年人精神权益保障相关配套法规、强化政府管理职责,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健全老年人精神服务体系等措施来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出台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保障制度,从而切实保障和解决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举国上下翘首以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全国老年法”)于1996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养老功能与实现路径

保障老年人居住权益是《民法典》确立居住权制度的重要初衷。但在《民法典》运行中,围绕居住权的内涵、设立形式、权利限制以及消灭方式等内容,司法适用出现困境,老年人难以通过《民法典》居住权制度保障其居住权益。为充分实现居住权制度的养老功能,针对老年人赡养型、遗嘱型和投资型的三种居住权诉求,后续实践应补阙居住权设立与消灭的规则,区分居住权合同的有偿性和无偿性,相应适用双务合同和赠与合同的规则。在“一房多卖”的法律规制与“物权不破租赁”等权利冲突的已有解决路径的基础上,规则续造应细化老年人居住权行使中与所有权、抵押权、司法查封等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并设立“一房多居”下的权利登记规则,肯定必要同住人的法律地位,最大化发挥居住权对老年人群体的福利性保障,确保“老有所居”“老有所养”在居住权制度中得到落实。     

论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本质上看精神损害赔偿是主张采取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方式来达到减轻其精神痛苦并对其予以精神抚慰的目的。新《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国家赔偿制度之中,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是尊重人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法制统一的需要、顺应世界人权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新冠疫情下的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

新冠疫情之下,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正常教育权及回归祖国权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和"内外联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是我国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有力保障。疫情不仅放大了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原本面临的一些挑战,更带来了新问题。保护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对外需应对污名化带来的舆论压力,对内面临着平衡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需求和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的难题。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资源和手段有待丰富和拓宽。为此,应积极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有效应对污名化问题;在采取有关疫情防控措施时,充分做好舆论铺垫及公众解释工作,尽量减轻社会压力;除增加外交人员编制外,还应创造更多机会,鼓励非政府部门参与;提升海外中国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如商业途径和法律手段维护海外公民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行政侵权行为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存在着损害赔偿的法律缺失和物质性赔偿的立法缺陷问题。行政侵权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体现我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应以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为主,财产补偿为辅,实行赔偿数额适当原则,单独设立损害赔偿立法体系,确定赔偿范围,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     

论保护责任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当国家不愿或无力保护本国公民免遭伤害时,国际社会有权干预。保护责任源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公民并重＂所面临的挑战。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保护的责任包含了国家保护责任和国际保护责任两方面内容。该理论说明了国家主权不仅是国家对其公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公民基本人权的义务与责任,这是对传统主权概念的新发展,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恐立法中公民权利义务的国际借鉴

2014年以来的暴力恐怖事件,造成了公民和社会的巨大损失,使得反恐立法工作势在必行,尤其要加强对公民权利义务的立法,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国际上,各国的反恐立法中都对公民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我国的反恐立法进程中要确立公民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知情权、法制教育、获得帮助、人权,明晰公民的反恐义务。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     

城市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实证研究

城市老年人服务需求的类型包括:健康需求、精神文化活动需求、日常物质生活需求、精神慰藉需求、社会交往需求、获得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满足城市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对策包括:政府要充分认识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建构网络化的老年人服务需求支持系统、充分发挥社区助老服务的功能、加大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相关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     

公民选举权保障与救济制度的立法完善初探

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各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虽然我国《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做了一些保障与救济性规定,但由于缺乏选举监督的主体和程序性规定、法律保障与救济的范围窄、诉讼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等,致使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公民选举权遭受侵犯而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因此,研究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公民选举权受侵害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选举法律制度,而且对于保障与救济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农村乡村互助型社区建设的机制创新

农村社会养老、安残、救济特殊困难户是政府职责，也是农村集体和村民的共同责任，现阶段我国农村五保供养的形式有利有弊，集体供养需要社会互助，建立用社会自助互助补偿社会救助，帮助五保老人回归社会、联谊社区，是民政部门政策配套要做的工作，开展我国农村社会互助需要理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