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之网与道德情感———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运气与伦理

运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类的道德生活?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诠释了"结果运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评价产生的影响。运气影响行为结果而产生的某种情感不规则性,使人们在功过判断中存在一定的偏见,也与抽象反思的"公正准则"之间产生了裂缝,而这种不规则性却具有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和效用。斯密对运气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加深了对人类道德本性的理解,也丰富了道德运气问题的当代论争。     

运气应得与公正

在人类历史上,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理论。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内格尔等人提出道德运气这一概念后,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政治哲学领域表现为精英主义与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的对抗,而在个人层面的公正尤其是矫正正义方面,应得的公正是否仍然适用于受到运气影响的道德实践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将应得与过错行为建立联系来说明应得的公正应然适合于存在过错行为的运气性后果的损失分担,但是不适用于完全由运气造成的后果的损失分担。     

内在运气，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的恰当性——对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的一个解读

道德运气问题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对于道德运气的观点影响着我们对人的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赋予的恰当条件的理解,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一些道德体系的一致性的判断.在当代对于道德运气问题的探讨中,伯纳德·威廉斯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持有的道德运气主张,更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对一些传统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批判.借助于内在运气、外在运气的区分,威廉斯揭示了道德运气问题的根本症结,并不是道德运气与控制条件的矛盾,而是将道德要求看作无条件的、非个体的、以及至高无上的.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尽管道德运气现在已经得到多数人的承认,然而运气对于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是无条件的,只有那些真正进入人的选择和人生计划的思考、权衡范围内的运气因素,才能成为对我们有着实质意义并且我们能够对其承担责任的运气.     

道德责任及其基本属性刍议

以往伦理学界在对"道德责任"的界定上,大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和具体定义.其中比较完善的思路和定义应当是立足于语言学词典中对"责任"的一般含义的解释,加之以伦理道德方面的特殊限定来界定"道德责任"概念.概念认为"道德责任"即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分内应做之事和应当为没有做好分内应做之事所承担的道德过失.就其赖以生成的客观背景来看,道德责任具有鲜明的"习俗文化依赖性".就其存在形式来看,道德责任具有"非制度化性和非严格明确性".就其对于道德主体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关系的存在形式来看,道德责任具有客观性.就其对于道德主体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的实现来看,道德责任具有鲜明的主体自为性和自律性.     

论道德运气

威廉姆斯将道德与运气并置,构成道德运气这个在他看来自相矛盾的修辞,意在揭示道德免于运气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内格尔则在此启发之下着力探讨运气对道德的深刻影响,将道德运气理解为一个可以揭示道德评价之悖论性质的概念。如果说内格尔通过分析运气对道德的具体影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道德行为完全处于运气之包围和渗透中的生动画面,那么,威廉姆斯则通过展示运气的体验在人类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从根本处撼动了道德的基础。     

论柯亨对正义与平等的拯救

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柯亨宣称要将正义与平等从罗尔斯那里拯救出来,事实上也是在为运气平等主义寻找出路。运气平等主义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批评:其一,不能为运气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也很难描述一种取消运气影响的分配模式;其二,仅仅考虑道德任意性问题,忽视了其他的正义因素,因而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作为回应,柯亨提出,缺乏对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会影响正义的实现,我们可以借助于某种平等的社会风尚来实现正义;其次,运气平等主义只是对"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对事实不敏感的正义原则。尽管柯亨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中肯的,但我将通过分析指出,他的辩护并没有使运气平等主义摆脱上述理论困境。     

应当与是——从道德命令到道德关怀

现代伦理学特别是境遇伦理学实现了伦理思维由作为道德命令的应当到作为道德关怀的是之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肯定道德领域的意志自由和拓展道德生存空间     

德性与规范：道德二维及其统一

德性论伦理学和规范论伦理学对道德作了不同侧面的强调,德性论首先强调人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规范论则主要强调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做?从道德与人的关系来说,道德本身便内在地蕴含德性之维和规范之维。道德作为德性时指涉的是道德对于人的本体性意义,即道德使人成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并且成就、实现和完善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主体内在品质;道德作为规范时指涉的是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规范人,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和人类整体生存,主要体现为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道德之二维是互生互成的一体两面,过分强调其中之一维而忽视另一维都会导致对道德的片面理解。     

道德形上理论建构与道德形下实践重塑——评郭金鸿博士新著《道德责任论》

伦理学既要关注"道德形上学",又要直面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伦理实践问题.郭金鸿博士的<道德责任论>围绕道德责任这一论题,界定了道德责任的概念,阐明了道德责任的特征,辨析了道德责任的类型,揭示了道德责任的特点,构建了道德责任研究的学术框架.<道德责任论>着眼于"道德形上"理论建构的同时,没有忽略"道德形下"实践的重塑,既具理论性、又有现实性,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创新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实践品格,体现了伦理学研究"体用合一"的鲜明特色.     

经济伦理的出新之作——评《中南大学伦理学研究书系·经济伦理》丛书

<正>经济与道德并不互斥已是学界共识,但道德应当如何反思和规范经济却仍处探索之中。2009年正值"三鹿"事件尚未平息、"开胸验肺"波澜又起,公众开始严厉问责企业道德、企业社会责任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出版了该中心经济伦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伦理学研究书系.经济伦理》丛书,既是对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回答,也算是伦理学界对公众关注问题的回应。该丛书作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