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科学化与行政效能的提升

健全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用制度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提高行政效能的一条有效途径。为此,应通过促进决策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快科学决策的立法进程,完善行政决策体制等,来保证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性、正确性,确保行政效能的提升。     

论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模式分析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地方行政程序的立法。它的颁布对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极具现实意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担更多程序义务为线索,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转变权力运行模式、推进依法行政为目的,以突出程序控权、强调依程序办事、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立法特色。《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也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对该规定的缺陷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制定行政决策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等建议。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由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缺失,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困局。在构建与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过程中,必须注重责任追究认定实践中典型问题的化解。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重心放在集体决策、上级干预决策、经听证决策以及党政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对象认定上,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杜绝上级不正当干预决策,强化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承担,健全党内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才可能准确到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外部监督强化研究

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要解决维护政府形象的问题,而是要从制度和实践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对政府及其官员履职尽责的民主监督.只有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减少决策失误问题发生.在外部监督管理中,需要规范政党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强化人大为主的异体监督制度、增强司法监督政府的力度效果、畅通社会舆论监督的有效渠道.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基本程序构建问题研究

程序问题是当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基于缺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这一格局在实践中遭遇执行不力的困局。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程序规定方面以及具体程序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从线索启动、立项调查、决定执行、涉罪移送、权利救济等方面尽快予以完善,保证以最佳的效能实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本目标。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行政指导及其法制化探析

对行政指导应进行程序规制 ,并要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机制 ,以保障行政指导的正常运作     

我国行政计划的程序性问题研究——以行政程序法典化为视角

行政计划作为一种复杂行为集合体,应结合具体场域与法律规定对其予以界定,采用行政程序法典规定行政计划的核心程序并辅之以单行行政计划法对其进行综合的指引,当是一种科学的体例选择.而单行计划法的调整范围与程序性规定则受制于经验的积累与政策的考量.     

加入WTO与我国行政行为法制化问题的探讨

加入WTO后 ,我国行政行为法律依据将扩张 ;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律行为理论及由此指导下的行政行为模式都将面临巨大冲击 ,强制性、单方性、不透明性、程序欠缺的传统行政行为将被注重服务和引导的、透明的和程序法定的行政行为所代替 ;我国现行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我们应以积极姿态应对WTO规则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论行政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文明社会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政治文明＂载入宪法,为我国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和保障。行政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文明是构成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行政文明的建设不能背离法治,其自身的建设过程应该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行政文明建设的权力渊源、实施主体、价值追求、行动指向、实施方式、行为后果及福利归属等都有其具体的法治化要求。     

论行政决策

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行政决策决定的是“怎么做”的问题。行政决策以问题为起点,以合理性为主线。影响行政决策议题设定的因素有五个方面的十八条,这说明行政决策的复杂性。为应对这种复杂性,应该借用由组织理论提供的权变方法。权变方法运用于政策制定,就是要弄清政策问题的因果关系,包括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简化出“模型”作为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合理性是贯穿于行政决策主线的基本问题,也是完善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实现行政决策合理性方面的具体途径主要有重程序、广开言路、强化社会中介组织、权力体制的适当调整。     

行政赔偿程序改革研究

行政赔偿程序是对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对赔偿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保障,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保障。通过对法律程序、行政赔偿程序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并借鉴各国行政赔偿程序立法的先进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立法建议。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于政府行政决策合法化来说至关重要。我国不乏适格主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但它们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缺乏明确分工,且实践中各类参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总结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在合法性审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契合我国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和相应配套制度的推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选择可以尝试采取两步走:现阶段通过健全完善公职律师制度,明确由政府公职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待条件成熟后,可设立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略论立法决策程序

现代立法决策程序,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有不同的规定,本文对此进行了一番梳理,认为在决策前通常有立法调研、立法公示、立法听证、立法论证等程序,在决策后,还有决策说明等程序。只有经过这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程序,才能形成民主、科学的立法决策。     

浅论行政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是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行政立法所存在的弊端及如何完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学和行政法学相结合的这一较新的视角来剖析,解决好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思路及可行的对策。     

论我国药品监管行政问责的法治化

行政问责以回应性为核心,并且结合追责的实现方式,是代议制民主模式下权力对民意的服从以及民意对权力的监督要求。从现有药品监管领域的问责事件来看,我国药品监管行政问责存在偏重事后问责、问责对象模糊不清、裁量余地过大、政府的回应方式与力度不能满足问责制的基本要求,以及问责处理结果的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为推进药品监管行政问责的法治化,在实践中应做到于法有据、权责一致、全面问责、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共治。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指对于重大行政问题,必须充分讨论,集体决定,坚决反对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专断。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直接体现,能够避免在重大行政问题决策上的失误。通过分析和研究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发现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缺乏统一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及行政决策监督滞后等一系列局限性,指出惟有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和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