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中国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国际垂直生产结构下的价格传导效应模型

基于国际垂直生产结构下的价格传导效应模型,构建了包含外生冲击的开放经济预期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并运用经验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考察了通胀预期的价格传导效应及外生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实通胀和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预期影响较大;进口中间品价格对通胀预期存在显著的正向价格传导效应,而本国中间品价格与通胀预期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倒挂”;央行的名义利率调控对通胀预期影响较弱。上述结果表明,单独依靠货币政策对通胀预期进行调控的效用有限,只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家能源政策相配合,并着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才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实现我国通胀预期的稳定。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模型构建与研究

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依据,通过考虑消费行为的滞后性、消费惯性、物价指数与收入增长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逐步分析构建了扩展的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非线性复合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对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模型进行了拟合,定量分析了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规律,提出了提升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的一些建议.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基础教育投入不均会扩大城乡消费不平衡吗?——基于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教育投入与消费水平变动的研究尚无定论,尤其是缺乏从基础教育投入差异角度,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解释及讨论。基于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双重视角,利用门槛回归技术对我国省域城乡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基础教育投入差异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但这种影响具有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和空间异质门槛效应。进一步对非线性增长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表明:(1)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财富水平差距分别跨越一定门槛时,教育投入均衡化才会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2)在控制了收入差异的影响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表现为明显的U型;在控制了财富差异的影响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N型、N型、倒U型和线性的特征;(3)教育投入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最优区间,现阶段我国教育投入已处于最优区间内,但是这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下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教育深化与文化产业发展非线性关系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教育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影响机制始终是一个“黑箱”。通过构建包含文化产业部门的结构转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教育深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通过消费需求结构影响文化产业比重，而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是教育作用于消费需求结构的两个渠道，当收入效应为负向、价格效应为正向时，总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由负转正，教育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省份数据的特征事实。进一步，利用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对理论模型结论进行了定量估计和实证检验，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依然稳健。利用门槛模型的估计更细致地刻画了这一非线性关系，发现收入带来的调节效应当其跨过双重门槛值后会产生较大的跳跃。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研究

后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从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消费层次和结构的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2006-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各地区城镇居民不同层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之后依次是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2)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系数都较小。并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于中部地区并低于全国水平;(3)全国大部分地区享受型消费弹性系数为负,表明我国目前应谨慎发展享受型消费。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及效应研究

采用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电力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影响生态效率;(2)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性,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显著的负效用变化到不显著的负效用,甚至演变为1％显著水平下的正向效用;(3)以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作用效应呈倒"U"型;(4)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影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