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风评议：流程、要素及绩效改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行风评议是一种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分析行风评议活动的流程和各评议要素,尤其就评议主体、评议指标、评议方式和评议结果应用等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通过对以评议对象为核心的行风评议要素关系的探讨,指出评议的客观性、评议的准确性以及评议结果反馈的有效性等因素会对政府绩效改进产生影响.在特定评议情境下,评议主体的利益相关性以及评议主体间的群体效应是影响评议客观性的主要因素,评议指标的准确性和评议主体的评议能力是影响评议准确性的主要因素,而反馈渠道的畅通性、反馈内容的全面性以及反馈方式是否恰当是影响评议结果反馈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

公共安全服务中,公众看客心理有时会带来沉重后果,因此,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相当重要。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关注不够。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利用逻辑斯特回归方法,研究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以及参与能力等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解释作用可以发现:内在性动机能够显著提高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同时,它的自我奉献维度正向影响作用显著;风险感知中,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显著负向影响高风险性公众参与,风险感知总值的影响有限;另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等参与能力变量也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因此,为提升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应该培养和识别个人内在性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并提供机会引导个人发挥内在性动机的作用,降低个人风险感知以抑制风险感知的消极影响,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并将参与能力合理纳入志愿者招募活动等。     

新媒体与公民参与的关系建构——基于公共领域理论视角下的环境类事件分析

如何量化新媒体对公共领域建构及公民参与影响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公共领域理论基础上,以PX建设中青岛与宁波公民为对比研究对象,采用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对比研究法等探讨新媒体对公民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宁波事件公民对新媒体公共性感知不断增强,公民参与度不断提升;(2)新媒体公共性与公民参与度直接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对公民参与广度的扩大、参与深度的增强、参与效果的提高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公民参与公平及能力的提高依然乏力。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中国地方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公众参与是参与式预算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公共预算改革还存在地方政府改革内生动力不足、预算信息沟通不畅、公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等问题。增加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预算改革的效果和持续性,为此,政府应坚持公共预算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积极构建政府和公众、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形成公共预算的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对话机制,增加政府公共预算透明度,加大预算改革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与优化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是决定公众参与功效的核心问题,它由6个相关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影响到公众参与的功效。在转型期,需要对我国现有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运行机制进行优化和创新,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促进社会和谐。     

贫困居民旅游扶贫受益感知、满意度与参与意愿关系研究——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本文选取神农架国家公园作为案例地,从贫困人口感知视角出发,调查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受益的感知差异,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其感知差异对扶贫满意度及参与意愿(胜任力与行为态度)以及满意度对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当地贫困居民有强烈的参与到旅游脱贫中的行为意向,但是胜任力的缺乏限制了其参与行为.最后提出深挖文化提升参与意愿,智力扶贫提高胜任力,范围细分提高扶贫满意度,多元主体保障扶贫效率等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应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正确引导公众参与,促进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公众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

公众参与决策既有现实价值又存在一定局限性,公众参与决策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巨大挑战。政府决策机关应当在主动学习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实践探索提高主动管理公众参与的技能、帮助公众增强理性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谋求政府决策能力的提高。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与作用

公众是环境影响评价主体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由环境价值与评价的性质决定的;参与环境管理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公众参与是公众实现环境权的一种具体方式。公众参与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和项目的可接受性,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的有效性,有利于将潜在的社会冲突显化并使之得到及时的识别和解决。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全程参与的视角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动力和依据。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公民参与作为与民主治理理念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对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的僵化、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公民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低水平。提高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度,必须提高公民参与度,实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公众腐败感知受到文化、绩效、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既有研究忽视了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为此,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借助2015年的CGSS数据,来探究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作进一步阐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公众腐败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资本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法治水平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反腐倡廉进程中,应注重培育社会资本,增强服务绩效,提升法治水平,从而改善公众的腐败感知.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公众得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各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获取和拥有的改变可能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公众网上的政治参与水平已和传统参与形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网下。公众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产生交互效应,对网下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政治知识也直接正向影响网上参与。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更知情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更积极地以互联网为渠道实施参与。同时,网上政治参与成本的降低使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力的直接表征;政治知识是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管理者和研究者应思考如何以制度化的安排搭建公正、有活力的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数字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论我国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程序的 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公共预算涉及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因此在其中引入公众参与程序，并将其制度化，以三位一体的规制层级予以保障，是极具意义的。在我国，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的发展深受公民、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具体环境之影响，存在着适应地域窄、运用层级低、机制单一、有效性不足等多方面缺陷。为了填补传统研究领域空缺，构建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制度，从理念到原则再到模式，作了从宪法高度到诉讼保障的全方位制度安排，以此保障公共预算中真正融合公众参与。     

博物馆公众参与度：外部保障与内生动力

公众参与度与满意度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将博物馆公众参与度划分为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采用主成分回归,考察博物馆公众参与广度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博物馆行业发展间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个人特征、情绪与文化参与深度间的作用机制,进而探究公众参与广度与深度的影响因素。外部保障层面,公众是否走进博物馆受博物馆行业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各因素影响并不突出且相对均衡。内生动力层面,公众参与深度主要受公众进馆前期望的显著影响。提升博物馆公众参与度,一方面要落实博物馆分级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升各级馆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博物馆分众服务,提升公众满意度;还应积极建立博物馆传播矩阵,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兴趣。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