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中心论”对初中生课堂失范行为教育引导的启示

在研究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基础上,针对如何在初中课堂教育中有效地安排教学活动、如何较好地应用杜威的活动课程论思想中的"儿童中心论"理论,参考相关文献进行了社会调查。在研究各种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初中生课堂失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最后,期望本研究能对进一步提高初中课堂的教育教学质量有所帮助,为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进行相关的教学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     

翻译目的论介评

翻译目的论是从译文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一种解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它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翻译的实用性.简述了目的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它对传统翻译理论"文本中心论"的驳斥性, 对文本意识的弱化,以及对"对等"的描述和界定.     

“欧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国中心论”的困境：理论与史实

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与近年来的反欧洲中心论均在理论与史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未能揭示出欧洲领先于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而只给出了结果。反欧洲中心论则存在着对史实的重大误读。两者都忽视了在前近代社会中，东西方社会结构是异质的，因而，它们的结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指导实践上是有害的。     

环境伦理学与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与现时代的生态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中心论否定自然的独立价值,这种思想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使生态系统恶化。而生态中心论认为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的独立价值,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是人类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     

从“文明”含义的演变看西方文明中心论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文明理论逐渐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然而西方文明的自豪感、优越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等成为其新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为利用各种合作关系而展开的文化殖民,或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明＂的概念及相关文明理论的考察,认为西方文明中心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挑战,而多文明中心理论,多文明起源理论以及人们对文明的深刻反思其实都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能够正确认识非西方文明,从而实现多文明的共生与繁荣,才是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前提。     

从“操纵论”看林纾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林纾的译文往往被指责为"不忠""误译";但把林纾的翻译置于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下考察,林纾的"不忠""误译"正是当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共同作用的产物。     

“学习者中心论”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者的素质要求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 ,如何体现素质教学的思想 ,“学习者中心论”给予很大启示。本文试图从第二语言教学的“学习者中心论”入手 ,探讨在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 ,第二语言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     

非人类中心论的“自然人”预设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诉诸抽象的人性现念。以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非人类中心论的人性预设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指的是立足于人的自然性,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的"人"。"自然人"预设的逻辑悖谬表现为"德性"悖论、"利己"悖论和"歧视"悖论,其理论原因则是由于误解了生态学。     

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西方中心论从思想方法上阻碍着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当代新形态的中国哲学应是作为世界的一般哲学而存在的哲学。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的探讨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深层生态学的发展是环境伦理学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

"平凡的世界"现象由读者、体制、学术界三种不同力量的不同态度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究其原因,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追求、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史观支配的文学史观、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价值的低估都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被反思,《平凡的世界》重返文学史场域。路遥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坚持和通过"失衡婚恋"模式对人性、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值得重视。     

理论偏颇 实践维难——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对此前现当代文学学科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评判作家、作品的第一标准进行的合理而深刻的反思与颠覆。此举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思想背景是当时广泛的思想、文化的"重写",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在浪潮过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     

浅谈当代大学生“自我中心论”的价值取向

“自我中心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国大学生中的一种极具理论色彩和迷惑力的理论变相。本文通过对这种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心理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自我中心论”的实质和理论误区，阐述了批判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对大学生树立科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 ——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

"汉族中心论"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将中华民族看作是汉文化人群同化异族而不断扩大规模的结果,由于其无法将边疆民族合理地纳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框架当中,因而并不令人信服。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这一"整体史观"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叙事模式。其所谓"汉族核心"是指在各民族的联系网络中,汉族发挥了核心骨架作用,将各民族结合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新清史等片面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的理论范式,其实质是一种"内亚王朝史观",这种范式并不能对历史中国的性质这种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进行回答。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应该承认,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发展中国家不应直接借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该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立足于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厘清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立场和内涵.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初探

目前,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而有关欧洲中心论问题似乎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鉴此,需要对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在历史理论与撰述中的具体表现做大致的分析清理,以此为前提和参照系,进而着力辨明欧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二者之间的差异,旨在为世界近现代史的欧洲中心体系构建思路提供合理性证明。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