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学生对学习成败归因的因素

本研究调查了郑州市部分中学初一到高一四个年级的749名学生。运用有关量表,测量了他们的学习适应性、16种个性因素和智商,搜集他们的语文、数学及外语成绩。影响中学生归因的内部因素主要有:A.学习适应性的发展状况。它们与学习成败的努力归因呈正相关,与学习成败的运气归因呈负相关。B.个性因素。影响学习成败的能力归因个性因素有持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激进性、乐群性、敏感性、幻想性、有恒性;影响学习成败的努力归因的个性因素与有恒性、幻想性、世故性、紧张性、独立性;影响学习成败的难度归因的个性因素有持强性、世故性、独立性;影响学习成败的运气归因的个性因素有紧张性、有恒性和自律性;影响学习失败的运气归因的个性因素有持强性、敢为性、幻想性、有恒性、自律性、紧张性、激进性。C.智商仅对成功的能力归因产生影响。D.归因与身心健康呈正相关。E.学习成绩与能力的运气归因呈负相关,与其它形式的归因无关。     

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商务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以及人们对网络依赖的日益增强,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的购物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和战略机遇。在网络市场繁荣的同时,围绕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市场营销领域的一个热门议题。本文对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归因研究的整体模式

本文从归因的前提条件和归因的后果两个方面较详细地论述了归因研究的整体模式。指出,人们对行为结果的原因知觉（即归因）受到因果关系的协变、对成败的预期、个体素质及他人言行等前提条件的影响,继而归因又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和期望变化,最终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     

藏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评估维度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文章通过梳理影响藏区社会稳定的诸项要素,创新发展社会治理所必须的地方性知识框架,倡导藏区社会治理以传统社区为平台,由此探索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治理途径。     

归因视角下负动机影响因素探究

为探究中国学习者外语学习负动机的影响因素,本文结合心理控制源理论,对12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内部因素是中国学习者负动机的首要因素,心理源内外控者在内部因素上的表现没有差异性,但外控者比内控者受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大,负动机影响因素反映出了学习者的归因倾向。从归因视角探究负动机影响因素的产生根源,发现除文化及学习背景的差异外,学习者的个性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引导学习者形成合理的归因风格才能激发学习动机。     

产品伤害危机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产品伤害危机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对危机后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有效降低危机带来的伤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采用实验法对产品伤害危机、企业社会责任、时间跨度和消费者品牌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产品伤害危机程度越高消费者品牌态度越差;(2)时间跨度越大,危机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越小;(3)对于低程度的产品伤害危机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在产品伤害危机与消费者品牌态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对于高程度的产品伤害危机调节作用不显著。     

导游服务失败后的游客归因分析

界定导游服务失败的原因，针对游客遭遇导游服务失败后的归因方式进行分析：游客一般从归属性判断、稳定性判断和可控性判断三个维度对导游服务失败进行归因。并对如何化解导游服务失败、帮助游客合理化归因提出建议。为导游员、旅行社经营者实施有效补救措施提供心理学的理论支持。     

农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责任归因研究

消费者的主观归因能够更好地预测农产品伤害危机对涉事企业及相关组织的危害。结合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对农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责任归因的结构和结果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努力不足的归因相较于能力不足会导致更加负面的企业态度或政府信任;责任无论归咎于企业还是政府都会对企业产生负面的态度;只有当消费者认为责任归结于政府（而非企业）时,才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研究者对父亲参与教养作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更正了长期以来忽视父亲作用的观念,然后总结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划分维度、影响因素及现实意义,并对父亲参与孩子教养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分析。     

品牌危机中归因认知与风险偏好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以顾客对产品感知伤害度为调节变量,研究归因认知与风险偏好对购买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及路径过程,通过对上海市民进行抽样电话调查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产品伤害事件中归因认知通过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和品牌认同两个中介变量对品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顾客风险偏好通过感知价值和品牌认同两个中介作用对品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其中顾客风险偏好比归因认知对品牌购买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顾客对产品的感知伤害程度在归因认知与感知价值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在风险偏好与感知价值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最后,根据该研究结论提出了关于品牌危机的公共策略和应对措施。     

产品伤害危机后销售促进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了产品伤害危机后的两种主要的销售促进:金钱性促销和非金钱性促销,建立了促销方式通过感知风险和感知价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模型,研究了不同的促销方式对危机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同时研究了消费者性别对于危机后促销方式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产品伤害危机后,非金钱性促销比金钱性促销能更好地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提高消费者感知价值,从而能更好地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同时,男性和女性在不同促销方式下的感知风险有所不同,在非金钱性促销方式下,男性有更低的感知风险和更高的购买意愿.     

明星丑闻对所代言品牌态度的影响实证研究——消费者归因的视角

请明星为品牌代言已经成为品牌推广的惯用手法,然而这是一个明星丑闻频发的时代.前人的研究多是着眼于明星代言人对品牌的正面效果,明星丑闻对所代言品牌的负面作用却少有研究者涉足.文章研究了明星丑闻通过何种路径影响消费者对明星所代言品牌的态度;道德声誉评价是一个中间变量;消费者对明星丑闻的归因倾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组织中的农民工心理契约:结构维度与影响因素——以大闽南区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当前“用工荒”的产生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转变、期望值的提升、权益意识的觉醒以及企业对这一群体管理方式的简单化等存在紧密联系.基于此,课题组对新生代群体心理契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结构、企业心理契约管理状况、心理契约状况与农民工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组织中农民工心理契约管理的结构维度并检验其管理效应,以期人本地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农民工心理契约中的组织责任与员工责任结构呈非对称性,农民工认为组织对他们应承担起基本型、人际发展型和工作型三种责任,但自己对组织承担的责任却仅包含基本型责任和人际发展型责任两种,这是农民工区别于其他类型员工的重要特质,也是心理契约管理的关键和落脚点.     

归因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归因是指个体对他人或自己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和判断。美国心理学家Weiner认为成败主要归因于努力、能力、任务难度、运气等方面因素。大学生对自己成败归因的方式不同，对其自我意识、学业成就、情绪、人际关系、就业等有很大的影响。     

重庆民众成败归因特征的研究

采用自编的成败归因量表对重庆市不同职业阶层的民众进行抽样调查并对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民众成败归因的因素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宿命因素,在成败归因上看重"能力"和"努力"等现实因素,但"缘分"等宿命因素也是其归因的重要内容;成败归因在大多数因素上存在职业差异和事件差异,但基本上不存在性别差异;成功归因与失败归因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网络购物中消费者后悔应对策略的维度与量表

基于消费者应对策略,采用规范的量表开发流程,对网络购物中消费者后悔应对策略的维度与量表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其维度应该是计划解决、表达应对、心理摆脱与坦然接受,而表达应对又包括网下寻求社会支持以及网上表达应对（网上寻求安慰和社交平台诉说）。同时,设计开发出具有良好信度与效度的测评量表。该研究丰富了消费者应对策略,并对网商进行消费者后悔管理有重要启示。     

情绪归因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情绪归因是对情绪的认知归因,分为自我归因和他人归因两类。情绪归因研究最初是从儿童道德认知领域开始的,其后又产生了错误情绪归因研究、一般情绪归因研究等研究方向,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就情绪归因研究本身来说,在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情境的优化、归因对象的完善、测量方式的改进以及与其他因素的相关研究等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困境,未来的情绪归因研究应力求从这几个方向努力,以期有所突破。     

自我概念的结构:Ⅱ.大学生自我概念维度的因素探析

对设计的自我概念问卷作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出大学生自我概念的交际、友善、信义、容貌、学业、志向、家庭、成熟和自纳等维度,该结果经检验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此外,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出大学生自我概念以内外组织为基础的层次结构     

归因理论在高校疫情危机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与外界的交往日趋紧密。在这个背景下,高校疫情危机已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流和2013年的H7N9禽流感均提醒我们,高校一旦发生疫情危机将会造成严重性后果。高校师生作为独特的群体,对于疫情危机有其特定的意识。通过运用归因理论在对高校疫情危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危机发展的三个阶段,主流的看法都认为政府和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而教师和学生中的病毒传播者和疫情本身不应承担太大责任。考虑到高校疫情危机的特殊性,在应对疫情危机时,更要注意考虑到可控制性这一因素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