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媒介之维:立场、视角与方法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深度渗透,媒介化社会日益成为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可忽视的时代语境,传播学也由此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学科视角。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其它学科的对话,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性特征,并立体地展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实践图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以勾连媒介与社会的研究立场、自下而上的底层研究视角、深入日常生活的介入式研究方法,来管窥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在场"和"嵌入",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特点及其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主动离职现象却非常频繁,导致很多大城市出现"民工荒"。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一个新兴群体,对比传统的农民工,分析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将有利于企业更好地留人。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特点出发,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离职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基于江苏省的调查

江苏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区之一。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状况不容乐观。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站在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高度,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与企业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新失业群体”视野中的分析

民族地区"新失业群体"问题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本文从"新失业群体"共有的一般特征分析了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现状、特征及途径,寻求解决之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优势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是其个人素质及留城意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适合融入城市的一代。     

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关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一体化进程。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实际归宿的调查分析,尝试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细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亚群体：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漂泊无根型,而三种不同归宿类型的内部又富有层次区分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是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抉择,是社会结构诸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者对归宿仍处于不确定者居多,漂泊无根型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归宿的典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群体特征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社会保险发展的阶段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社会保险建设方向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遵循适量、适度的原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和负担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社会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错位及其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文化上的完全融入与经济上的非融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状态,并成为该群体各种侵财型、情绪型"创新"性风险行动的根源。因此,通过文化重构与经济提升的方法,纠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使该群体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融入同步,是从源头治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学术界虽然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至今未提出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策略。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发现,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将此作为研究综述的切入点,在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做出进一步的评析,探索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

随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一方面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建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企业主动关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关注农村基层,营造农村精神文化新风。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和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由于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障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以期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他们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