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三基”工作要做到“三个到位”

＂三基＂工作是大庆的光荣传统,有效开展好＂三基＂工作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三基＂工作喻为＂石＂、取得实效喻为＂金＂、推进＂三基＂工作方法喻为＂指＂,那么抓好＂三个到位＂的工作方法,即思想认识到位、科学方法到位、管理工作到位,就是确保推进＂三基＂工作取得实效、起到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常宁话中的“蛮”和“顶”

＂蛮＂和＂顶＂是常宁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程度副词,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两者虽都为程度副词,＂蛮＂的使用频率远高于＂顶＂;＂蛮＂几乎可以与所有形式的词语相结合,而＂顶＂的适用范围则窄多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应坚持“理”与“力”相结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人为本,以学生成人、成才为着眼点,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发展观和荣辱观为统领,坚持以德育人和以法育人相统一。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一方面要揭示教材内容的核心———＂理＂;另一方面又要对应施展有效的＂力＂,这样才能真正展示这门课程的价值内涵和外在特征,吸引学生认真学习、领悟并导向自我教育。因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坚持＂理＂与＂力＂相结合,即教学实践中,教师既要会＂明理＂、＂析理＂,又要会巧妙＂发力＂,坚持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有机统一,从而切实提高教学实效。     

“思辨缺席症”的课堂处方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思辨缺席症＂进行诊断,并开出了不同的＂处方＂,但因多从宏观着眼导致可操作性较弱而效果不佳。从课堂教学的视角来把脉＂思辨缺席症＂,抓住事物的可变性和病症的可疗性,从微观的角度针对课堂开出＂去权威、培质疑、激思辨＂的＂处方＂进行治疗,在大环境难于改变的情况下来微调小环境下的教学思维和教学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症状的消除提供了可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进而彻底根治＂思辨缺席症＂。     

“中国模式”辨析——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中国模式”崛起

关于＂中国模式＂的提出、存在性、实质与内涵、利弊及其世界意义的辩论,学术界众说纷纭、无所适从。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认识的向导,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实践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意义,运用辩证法的逻辑思维,对学术界相持不下的＂中国模式＂的诸多方面做了重新的梳理和界定,并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艺术化”与“社会化”的批评价值观辨析

建国以来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从总体上可划分为＂艺术化＂和＂社会化＂两种。＂艺术化＂的批评价值观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社会化＂的批评价值观坚持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取向。文学价值是一个多元价值系统,相应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无疑也是多元的。＂文学化＂批评和＂泛文学化＂批评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新疆“十一五”发展回顾及“十二五”展望

文章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回顾新疆＂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并深入分析＂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最后对新疆＂十二五＂发展作出展望。     

学术大师的“立”与“破”

学术大师在学术领域都是有＂立＂有＂破＂的。首先要说明,此处所谓＂立＂,指学术大师在学术上提出的有价值的新理论、新学说,无价值者不属于新理论、新学说,自然也就不属于＂立＂;此处所谓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试论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大”与“全”——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

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是高等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横向涉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纵向涉及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从理论解析上体现为＂三大＂即教学对象大、工作优势大和育人功能大,在实际中要求做到＂三全＂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思政＂教育观的核心是创新。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坚持“三贴近”与继承“三深入”

坚持＂三贴近＂是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针;＂三深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具体要求。正确看待＂三贴近＂与＂三深入＂,不是以＂三贴近＂取代＂三深入＂,而是以＂三深入＂推动＂三贴近＂,在＂三贴近＂的基础上做到＂三深入＂。文艺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三深入＂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灵魂,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来说,今天和明天仍然要强调＂三深入＂。     

古汉语“之”“是”宾语前置问题再探

自＂之＂＂是＂宾语前置句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学界对这一古汉语常见语序规律进行了长期探讨,至今对一些语法现象仍存有分歧和争议。本文中,笔者通过长期教学实践及查阅前辈学者研究心得,拟对判断＂之＂＂是＂宾语前置句的主要语法标志及＂之＂＂是＂能否作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两个问题进行再探究。     

何键的“小康”与“大同”——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政治哲学与实践

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典型,何键以＂小康＂与＂大同＂观曲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其＂小康之治＂虽然不为他本人推崇,却恰恰成为他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是何键又并非无原则拥护中央,他鼓吹大同之治,贬抑＂统一＂为＂小康＂的极端现象,又反映出地方新军阀醉心地方割据与军事独裁的普遍心态。何键坚决反共,推行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改革,厉行＂清乡＂,上取悦南京中央以扩充实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以求得湖南各界的共同政治认同。因此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在地方新军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小康＂与＂大同＂观更是地方新军阀政治哲学的集中概括。     

“蛮”和“满”的副词用法及其对外教学

＂蛮＂作为副词正被广泛运用而进入普通话体系。但由于＂蛮＂与＂满＂在发音和使用有某方面的类似性,应认真辨析其使用差别。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通过相应教学方法,从＂蛮＂的本义出发,考察其变化及与＂满＂的区别,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这类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