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刑法的立场选择

在风险社会中,基于预防风险的需要,传统刑法理论受到了冲击。基于此,理论上出现了风险刑法理论、安全刑法理论、敌人刑法理论。风险社会的刑法立场,不应是全盘否定传统刑法理论,而应是在传统刑法理论内部进行适当调整,承认刑法具有一定的割裂性。     

论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

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经历了从普通法的传统犯罪故意观到制定法的犯罪观过程,期间,学说众多,演变复杂。与我国刑法犯罪故意理论相比较,英国刑法犯罪故意观侧重"目的性",认识上的"必然性"与"准必然性";美国刑法犯罪故意观则只强调"目的性",而行为引起结果的"准必然性"属于"犯罪轻率"的范畴。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当下,生态环境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及生态和谐,作为规制生态环境犯罪的最后法律保障,刑法制度仍有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完善刑法,如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增设危险犯,扩大财产刑的适用等,注重刑法与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协调性,以适应现实需要.     

关于三角刑法修正案的展望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是通过对刑法典原有罪刑规范的增减而直接更新其条文的立法活动.三角刑法修正案中的犯罪、刑罚与量刑三种不同要素以及它们之闻的互动,不仅构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内容,而且支持了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并保障了刑法修正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鉴于我国刑法修正案中长期以来只重视"犯罪"一角的修正,而忽略"刑罚"和"量刑"之角的结构性偏失与功能性障碍,三角刑法修正案应成为我国未来刑法修正中的模式选择.     

风险刑法价值分析与适用探究

传统刑法理论无法全面应对社会风险.为进一步保障社会秩序,风险刑法应运而生.由于风险刑法主张刑罚范围扩大化、刑法预防前置化,一方面使刑法的秩序价值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但另一方面也使刑法的自由价值遭受到了威胁.为克服风险刑法的弊端,应遵循目的正当性、手段必要性及比例性原则,通过增加抽象危险犯的规定,某些预备行为、未遂行为入罪化及增设持有性犯罪的方式实现风险刑法的应用,将风险刑法理论应用于现有刑法体系,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刑法的发展变化与立法面向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犯罪影响人类的未来,环境刑法呈现预防走向,环境法益逐渐朝独立化方向发展,危险犯立法呈现扩张趋势,严格责任不断被引入刑事立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的方向,应逐步调整单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主、环境单行刑法为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新型环境风险使现有的罪名设置应对乏力,应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合理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在环境刑法的刑罚方面,逐步完善自由刑、丰富资格刑的种类,加大财产刑的幅度。     

风险刑法与法人独立责任

风险社会理论对刑事立法的意义在于指导、解释,而非证明、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危惧感"三大特征向传统刑法提出了责任主体缺位、"罪刑均衡"困难、刑法在适应社会需求和坚守传统价值中进退两难三个问题。法人作为现代社会最活跃的单元,对这三项刑法危机都负有责任。摒弃脱胎于自然人的法人责任理论,确立法人独立责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法人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特征则使其具备了与自然人分离的独立意志,强调法人责任不会造成自然人规避责任,相反会成为遏制法人犯罪的有效手段。此外,可以针对法人的特性设立多元经济罚。     

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刑法父爱主义之提倡

从价值论上分析,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分别倚重自由与秩序,前者立足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因主张刑法在法益保护上只能作为最后手段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后者则侧重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从而规定了大量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存在着权力过度扩张的风险.基于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的需要,中国刑法应当倡导一种父爱主义立场,以求刑法干预能够在谦抑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其中,二元化犯罪模式即是这一立场的集中体现.     

论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的几个问题

对于少数民族认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认为有社会危害性的风俗习惯 ,民族刑法一般不能规定为犯罪行为 ,但如果《刑法》认为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 ,应当规定为犯罪行为。对于少数民族认为有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风俗习惯 ,民族刑法可以规定为犯罪行为 ,但必须十分谨慎。民族刑法必须剔除《刑法》中本民族完全不能适用的犯罪 ,通过变更罪状和法定刑的方式变通本民族不能完全适用的犯罪。民族刑法的立法权应归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所在的自治区或省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     

理性看待刑法——以刑法与犯罪的关系为视角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刑法受犯罪复杂性、司法资源有限性和自身谦抑性等因素的制约,对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理性地评价犯罪与刑法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故意犯罪阶段形态之比较研究

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推动两地之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故意犯罪阶段形态的理论及其相关规定方面, 两地刑法主要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处罚以及犯罪中止的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存在差异。在上述几个方面,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是各有千秋, 各有优劣, 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     

对风险社会刑法思想的辩证思考

面对风险社会给人类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作出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罚处罚提前化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会使刑法过于膨胀并进一步工具化,从而侵犯到公民的个人自由.在中国,尤其需要协调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应当贯彻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合理地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70年

经过三十年的理论和实务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于197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刑法深受工具刑法观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驱动型刑法"。随着市场经济确立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刑法实现从"革命驱动型刑法"向"建设驱动型刑法"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产生深刻影响。1997年全面修订的刑法典于此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以来,在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侧面日益凸显,某种特定的风险刑法观更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建设驱动型刑法"继续完善的同时,"风险驱动型刑法"已成为新的立法发展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就未来的中国刑法发展作出理论展望。     

中国版权刑法的建构

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版权犯罪态势,世界各国扩展了版权刑事保护的覆盖范围,延伸了版权犯罪刑事处罚的辐射程度,版权刑法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张力.作为被动性和应急性立法的体现,我国版权刑法存在着罪名体系失之缜密、罪状设计失之科学、刑罚配置失之合理的缺憾.因此,在我国版权刑法的未来建构中,应当汲取国外版权刑法的有益经验,突出以下三点:在私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的博弈中,确立版权人权利优位考虑的立场;把版权刑法从刑法大一统模式中分离出来,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引领版权刑法的扩张;科学设计罪刑规范,合理组织对版权犯罪的刑事反应.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论传统刑法与虚拟空间的冲突和衔接

高技术因素介入犯罪,在现今和将来都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而对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形成了实际的挑战,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计算机技术、网络空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产生于农业社会、完善和成熟于工业社会的传统刑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立法上看,多年来固步自封而缺乏实质性的飞跃式进展,面临社会整体对高科技依赖性程度大幅度提高的信息社会,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提高,或许是其理论升华和法条理新的一次重大机遇.     

依法治国视域中的刑法功能研究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刑法功能的认知和追求也应该因应时代要求。刑法在管理社会、惩治犯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刑法的这种特殊性质也要求其必须坚守“最后法”的地位。同时,刑法功能要进一步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注重刑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与衔接以及刑事打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