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博弈逻辑述评

博弈逻辑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做出行动的逻辑。本文从博弈逻辑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着手,阐述了博弈逻辑的基本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博弈逻辑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实施的要素分析——以W县为例

人大代表述职是在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要求下,实现选民监督人大代表的制度性创新活动。在对实施该项制度比较成熟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成功创设与实施至少有三个要素：行动者、制度资源和权力关系。其中,行动者特别是作为制度发起者和设计者的人大常委会具有主动拓展行动空间的强烈意愿,在已有的法定权力和制度资源中,人大常委会能够寻求到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能妥善处理人大常委会与党委和“一府两院”的权力关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利益协调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世界社会理论：起源、进程及其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分支之一,世界社会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梅耶及其追随者提出的,该理论从理性的外部文化视角出发,运用现代行动者的行为来解释世界范围内制度和组织的扩散现象。梅耶将现代行动者划分为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其中民族国家在行动者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世界社会理论指出,世界社会通过世界文化和关联进程来塑造民族国家的认同、结构和行为并帮助其实现外生性目标,世界社会的进程则在塑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得以推进。最后,世界社会理论探讨了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环保主义的兴起,运用该理论对环境领域的问题进行剖析,有助于理解世界环境制度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及政策扩散对国家层面的影响。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是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与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形成了农民流动的“推—拉”力。新的和不断调整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向外地流动成为可能。农村居民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竞争 ,越来越成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强大动因。区域和个人条件的不同 ,使农民外出就业呈现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把结构和行动联结起来的是理性———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外出就业的行动 ,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性要素 ,促进城乡关系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策网络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联结,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策网络理论根源于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政策网络是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有效纠正和超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科层的社会协调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行动主体本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取决于相关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利益博弈格局。政策网络内不同行动者彼此依赖,并按照网络规则博弈、互动,最终形成一致网络目标。     

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科技政策既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准则,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引导和制度保障。政策网络作为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权威分析路径,对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利益集团的协调"和"治理"两种流派,前者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和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后者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治理模式,它经常被用于调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从而有利于政策结果的产出。要全面了解我国科技政策的现状和挖掘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其中行动者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的途径,从而建立"利益协调-治理"的分析框架,厘清我国科技政策中政策网络类型、行动者类型间网络利益关系,并提出相关治理策略。通过收集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文本,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科技政策中的行动者,总结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网络类型的主要行动者,揭示行动者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

作者把村民自治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放在农民—国家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两条脉络刻画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二元悖论”困境,把握村民自治内在的首要矛盾和基本特征,分别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及输局博弈等方面阐发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并从内在权利与外在权力之间的关系视角揭示出这种地位产生的根本原因。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博弈视角的分析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是近年来国家农村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农村税费问题的实质 ,是农村各利益主体动态链式博弈的结果。本文借助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构建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 ,并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分析 ,揭示了我国农村税费问题的根源 ,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论国家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行动者、制度、秩序以及此三者间关系,是考察国家治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为通过前两者才能说明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而国家治理是属于秩序范畴的问题,但直接决定某种秩序状态的是相关领域的机制。在讨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有必要分开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国家治理能力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在制度平台上通过竞争与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的综合能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治理又与信任密切相关,而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信任应该建立在制度和共识的基础上。必须强调,国家治理并不只是富强的手段,富强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而现代化与国家治理在根本上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社会领域的自治,这就要求必须推动社会的组织化,从而可以提升整个国家的理性化程度。     

世界政治中非国家主体的地位与作用

全球化的进展正在使以往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国际政治正在向全球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多元世界政治转变。正在建构中的世界政治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非国家主体的出现和超国家体系的形成。非国家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相对提高,是与国家主体的地位、作用和能力的降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相对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非国家主体会取代国家主体。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既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有时又处于对抗关系,单纯强调任何一方的优势地位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