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仕途苦旅中的"多余人"

仕途失意和爱情失落,使李商隐由早年的自我认同转向以后的认同迷惘.李商隐在他所构筑的艺术天地里,向人们展示了作为那个时代"多余人"的性格特征.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     

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韩愈与佛教

论题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的三个方面作一分析和说明:1.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主将以排佛著称,但他所倡导的儒学思想则可以说是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与启发下逐渐形成的;2.韩愈是以其特有的原则和方式来与有文才的僧侣交往的;3.韩愈对僧人大颠修养境界的推崇与折服,既在于他是一无身心修养的文士,又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只停留在粗浅的认识上,并未能真正去关心和推进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仕途苦旅中的“多余人”——解读李商隐诗歌

仕途失意和爱情失落，使李商隐由早年的自我认同转向以后的认同迷惘。李商隐在他所构筑的艺术天地里，向人们展示了作为那个时代“多余人”的性格特征。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韩愈人才观初探

韩愈的诗文不仅明畅朴雅、自然纯正，而且饱含人才忧患意识。他基于对国家动乱、史治腐败的现实思考，结合自身“坎坷而艰难”的仕途经历，提出治国“在得人”的论断，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从成才、选才和用才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人才状况的担忧，进一步指出了成才之途、选才之方和用才之策，形成了韩愈独特的人才观。     

起八代之衰与集八代之成——论韩愈与骈文的关系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中坚,韩愈在批评骈文的同时,更把骈文作为古文创新的起点和资源.在他的古文佳构当中,韩愈充分吸收和彰显骈文的艺术优长,大大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手段和艺术含量.韩愈的文体创新实践表明:古文创作艺术成就的高下,以及唐代古文运动的成败,与借鉴和吸收骈文艺术营养的态度和水平直接相关.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仕宦经历与苏轼思想的转变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由得意到失意的仕途变化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在改变.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步入仕途,当遭受打击后,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卢仝诗的题材取向与艺术风格

作为中唐韩愈诗派中的人物,卢仝的诗和韩愈等人有着共同的求奇倾向,但与韩派其他诗人相比,他的"奇",还有自己的特色.即从内容看,题材范围较狭窄,最多的是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或现象,其次是与友人的往还赠答诗,亦有若干首自咏自叹或感事寓兴之作,再就是几首艳情诗;从艺术上看,其诗的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在作诗求奇上,与韩愈派诗人是相通的,大略言之,卢仝求奇有四端:一曰怪,二曰散,三曰拙,四曰俚.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     

韩愈的花木审美特点与意义

韩愈对“众乐乐”的牡丹、芍药等都缺乏浓厚兴趣。他超然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花木“比德”方式之外,对花木移情保持着理性与克制。韩愈的花木观念根植于他的“道统”意识、儒学实践。韩愈“独乐乐”于“高”“大”的花木以及“人弃我取”的花木,他的“盆池”审美、李花描写、杏花描写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虽然对花卉审美“不以为意”,然而却“无意而工”。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论韩愈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及拓新

韩愈崇杜、喜杜、论杜、学杜.韩诗在题材、类型、"穷苦之言"等思想内容上继承杜诗.韩诗在"三偷"、音律、用语、以文为诗等艺术手法上接受杜诗而有拓新.韩诗学杜不泥,学而知变,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韩愈阳山之贬与德宗贞元末年中枢政局

韩愈阳山之贬是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贞元末年的中枢政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阳山之贬的直接原因是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太子集团与此事无关,在决定韩愈贬向何处的问题上,时任吏部郎中的韦执谊可能起了作用。至于韩愈在相关诗文中对永贞党人的指斥和对自己无辜被贬的申述,则或是出于对仕宦前程的考虑。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