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锡山在察哈尔抗战期间的政治态度

在抗日同盟军筹组之先冯玉祥曾派专人与阎锡山取得过联络,阎锡山对此是有一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阎锡山收集各方信息,认为冯玉祥没有好的办法,虽然表示同情,但基本上采取了观望态度。为避免抗日同盟军势力蔓延至晋绥两省,阎锡山对其还有相当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方面,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够担任察绥军事指挥之责,以减少冯玉祥势力的扩大,但却被阎锡山所拒绝。何应钦曾命令傅作义部攻击抗日同盟军,阎锡山向傅作义有所暗示,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察省问题的解决许多调解人都宣告失败,蒋、何遂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对于阎锡山的中立观变态度,蒋介石和冯玉祥双方都对其不满。但晋系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可谓保存了自己,也维护了华北地区的安宁。     

黄庭坚在广西——兼论黄庭坚的政治态度

过去史学界、文学界一般都认为,黄庭坚是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保守派。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具体分析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态度、贬谪广西的原因及其在广西的活动,对黄庭坚作出了新的评价。     

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应用

北伐前后,政治宣传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了军事对抗当中,“师出有名”成为战争发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南方的国共两党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逐渐形成了一套阐释自身军政行为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并将其简化为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利用这一有效“载体”,作为宣传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敌手的重要手段.作为对立面的直、奉、皖等系亦不甘人后,也纷纷推出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口号的大规模使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但急遽演变的时局迅速陷入了口号狂热之中,政治口号的应用面临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与难题,国共两党有意识地对口号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     

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国共合作的考察,虽然不少学者也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全民族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也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但根本却都未能摆脱国共合作的形成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模式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本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除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之外,还存在一个日益发展起来的代表广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广大中间阶层利益的中间政治力量,即中间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它们连同一定程度上实际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独霸一方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一起,共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九一八”后中国社会一股极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们提出了不同于国共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主要领域都担任了不同于国共的政治角色,对“九一八”后中国社会     

潜伏与虚弱: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执政后,完备的地方组织乃是实现其领导的重要前提,然而华北各党部面临地方实力派的抵制,无法扎根基层。紧接着日本又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使得国民党在内外交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华北党务的发展局限于个别地区的潜伏活动。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开始恢复和整顿华北地方党部,但由于战事的演进和日军的压力,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仍旧虚弱无力,甚至陷入停顿。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的潜伏性和虚弱性,导致其抗战伊始就无法承担起在华北领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对青海的影响

<正> 5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全民族抗战。因此可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无论是从它的形成过程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策略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祖国的大西北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对青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西北大联合”的实现     

爱国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一、挽救民族危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以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国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族惨遭劫难，资源被掠夺，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此无不切齿痛恨，忧心如焚。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的任务，就是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这种危急历史情况下开始萌生，并植根于爱国主义深厚土壤之中。当时，中国共产党敏锐地看到祖国处在危机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立场鲜明，措词强硬的宣言、通电和决议，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国民…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上升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逐步变化,经历了策略思想的提出、政策的制定而发展形成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并吞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国内     

中间力量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所谓中间力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过下列阐释："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①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前的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点,我们当然不能照搬毛泽东的说法。不过,根据九一八事变以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比照毛泽东以阶级分析划分社会政治力量的方法,我们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说明,即：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间力量主要包括除国共两党以…     

外部性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试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地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是解决主要矛盾,协调次要矛盾,实现将阶级矛盾的外部性内部化,即将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影响通过相关制度予以内部化,发挥其有利于抗战的因素。最终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于1936年首先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积极主动争取,以及执政山西的阎锡山面对危局,反复权衡,最终出于民族大义转向联共抗日立场的结果;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促进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两军携手抗击日军进攻,以及山西和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观察》周刊的再观察——兼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仅四年,拥有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具有20余年统治经验,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民党政权,却被无论从军事、经济或是外交上看都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共逐出大陆。这一事实颇耐人寻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对反映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情绪的全国性刊物——《观察》的再观察人手,通过对其命运及其前后态度变化的分析,仅从这样一个侧面对中间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观察》周刊     

红军东征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时,毛泽东曾这样论述道:“……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①刘少奇也曾指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②这些光辉论述,完全为后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展开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活动,经过多方努力,至抗战前,党与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实行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回顾与总结党在这方面统战工作的经验,对扩大巩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于难民安置的态度及措施之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面对由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国共两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分别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难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影响了其难民安置措施的实施效果。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依靠人民群众将难民转化为抗战力量。     

政治知识化与政治发展——兼论中国政治知识化的前景

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条件下西方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政治合法性知识、政治规范性知识和政治技术性知识的系统建构.西方的政治知识化可以分为奠基阶段、完成阶段以及转型阶段三个时期.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政治发展过程.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对于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政治知识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过程及其规律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试论抗战前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

1928年初,中国的民主党派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从而揭开彼此关系史的序幕。在以后近十年里,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组织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存在着政治立场和态度上的明显分歧,相互斗争较为激烈,但此时的斗争仅局限在一定阶层、一定范围之内。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振兴——兼论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

<正>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结束屈辱、走向振兴的历史界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法西斯,重新赢得独立、自由、和平及发展的重要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自身解放、振奋了民族精神,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然而,迄今所见国外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著、通史对中国抗战尚自缺乏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往往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中国内部矛盾,而忽略了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觉     

论国共两党在北伐时期的合作

<正> 自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力量曾多次举行北伐,但均未获得成功。而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军阀集团,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为什么这次北伐能成功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是取得北伐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纪念北伐战争六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就国共两党在北伐中的合作问题,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