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印象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均有造诣，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未名湖畔邂逅季羡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两年。人们常说＂北大的空气也养人＂,单就北大校园本身的魅力而言,也足以熏染灵魂了。在北大校园,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未名湖畔,湖水在微风吹拂下泛着细细的波纹,岸边的杨柳与湖水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季羡林的侠骨柔情

20世纪70年代末,季羡林任北大副校长时．一天在校园操场碰到一名男生背着沉重的行李来校办理人学手续。这名学生向季老求援：“大爷,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去办手续!”季老欣然应允。季羡林站在太阳底下恪尽职守地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个新生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季老说：“谢谢您,大爷!”说完．背起行李消失在校园深处。     

文学作品只具有有限可译性——介绍季羡林先生的“橘枳说”

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利用古人关于橘和枳的论述来阐述文学作品只具有有限的可译性。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意味＂基本不可译。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译文难以同时做到＂信、达、雅＂;部分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难以复制;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汉语结构相对模糊;中国人好＂炼＂字;中国诗歌与禅趣密切相联等。该观点描述了翻译学的一个普遍规律,支持了文学翻译应追求神似的观点,并强调了反复推敲译文词句的必要。     

季羡林“抄书”

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一天,一个学生来向他借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季羡林一下子犯了难,学生要借的这本书是极其珍贵的孤本古籍,如果在翻阅的时候稍有污损,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但面对学生渴求的目光．季羡林又不忍心拒绝,便对他说：“你过一个礼拜后再过来取。行吗？”学生欢欢喜喜地走了。     

老境如蚕已再眠——浅谈季羡林先生的书法艺术

著名学者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在世的时候,有人问他谁写的书法最好,启功先生幽默地说：“自古以来,中国两种人书法写的最好,一是三岁孩童,二是积学大儒。”启功先生的话道出了书法艺术内含的本质与境界,给人很深的启发与思考。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就是启功先生所说的积学大儒,他的书法艺术,犹如他的国学成就,让人产生无限的仰慕。     

本期主要作者介绍

杨忠直，男，汉族，1956年11月生，陕西富平人。1978年10月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激光专业，1993年3月获天津大学技术经济专业硕士学位，1997年10月获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12月在南开大学完成经济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工作。1972年至1975在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沐惠     

本期主要作者介绍

王征兵，男，1964年生，陕西兴平人，中共党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84年就读于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先后在该校获农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评委，陕西省信用管理资格认证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青年实业发展促进会理事，宝鸡市人民政府、柞水县人民政府、杨凌示范区工商联经济顾问及多家企业经济顾问，陕西中汇职业经理研究院院长。荣誉称号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省优秀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杨凌示范区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把作者读“矮”

著名作家林非先生曾说：“从读书来说。希望被感动和启发：从写作来说。则希望感动和启发别人”（《思想者的心声》第123页）。这是一个老学者的肺腑之言和经验之谈。     

走近大师——写在《季羡林全集》出版之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历时两年,于2010年9月终于完成了《季羡林全集》30卷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季羡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作为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学者,他是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古代中亚语言学家,又是汉传佛教传播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与社会活动家,有关著述在全世界皆有广泛的影响。笔者忝列《季羡林全集》编辑委员会中,作为特邀编辑获得了一次"走近大师"的宝贵机会,受益良多。故撰写此文,在缅怀大师终生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求仁得仁的学者风范之余,或许对认识当下浮躁的学术风气能有所启示。     

热切的关注殷切的期望——季羡林先生谈翻译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对翻译事业十分关心,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季老高度评价了翻译在发展中华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也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翻译现状的诸多弊端,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建议。     

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关于对故事体裁做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实际上由比较文学牵连出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比较故事学。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论断是:1.认为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2.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相得益彰;3.汉译佛经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4.应将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5.应偏好"比较文学中直接影响的一派"。     

大音无声 大象无形——未名湖畔听季羡林先生说东西方文化

上个世纪末,笔者曾有幸结识我国学界泰斗、享誉世界的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先生对我提出的若干学术问题不吝赐教,先后谈到的问题有：中国人的普希金情结为什么那么浓？如何评价《沙恭达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说哥廷根就是德国的佛罗伦萨？德国为欧洲及世界近代文化贡献了什么？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为何应被看做是进步文化？“传道、授业、解惑”与“培养学生独立地获取、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为什么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如何读书和做学问？在季先生看似零碎又不经意的谈吐中,始终贯穿着“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条主线。季先生作为一位曾长期接触西方文化但又毕生从事东方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其文化之厚重、思想之深邃、视界之高远、胸襟之博大,尽在其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言谈之中。     

池田大作与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以《畅谈东方智慧》为中心

池田大作和季羡林都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重视东西方文化交流;认为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是分析的;分别主张用“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的智慧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歧在于文化体系的分类以及在21世纪东方文化是否将取代西方文化的问题,其原因是思想基础、所属国家、文化背景等的差异。     

“电影作者论”新论

按照特吕弗的说法,提出"电影作者",就是为了强化导演个性,把导演个人的理念与设想带进影片之中。"电影作者论"随着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而得到扩展。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电影作者论"成为了一种电影的批评方法或策略;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理论;嗣后更成为了一种电影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但将"电影作者"当作导演是电影单一作者的等同概念,同样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电影作者论"自被提出开始,始终是从其与文学作者的相比较中来展开概念和含义阐释的,并没有认识到"作者论"对电影的这种历史性意义,因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显然,"电影作者论"的真正含意与意义一直未被发掘出来,甚至出现歧义。"电影作者论"表面上将电影导演视同为文学的作者,其背后揭示的却是对电影性的确认:电影作为一种技术的发明,从娱乐的"玩意儿"到叙事的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经过近60年的历程,才使发明电影的人类真正认识到电影的本体特性,将电影真正从西方以文字阅读为中心的传统中彻底解放出来,还电影的影像本位意义。     

梦一定能圆的——读季羡林的《荷塘清韵》

读这篇文章,关键是理清其头绪,头绪在哪里?在情趣变化的层次上. 第一层次,对于楼前的清塘没有荷花,感到不满、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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