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公正诉求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公平正义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其集中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经济建设理论、文化教育理论及其外交理论等治国思想中,当今我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对毛泽东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提出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具体化;“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念是对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教育大众化”理念是对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的进一步落实;“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因此,重新审视毛泽东治国理念的公正诉求,对于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极为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治国之道--"法"与"德"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治国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证“法”和“德”的辩证关系:“德”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德”,“法”和“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治国之道,并探讨了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提倡人文治国的理念——党的发展观三次战略转移的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三者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次比一次更科学、更向人文治国的理念靠拢。发展不能只讲兴国,还要讲治国,“科教兴国”与“人文治国”应当并重。     

邓小平治国方略论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构建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相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其要旨包括:民族本位的政治思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三个面向”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参照取向,“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以法治国的法治主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及从严治党的思想等。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方略论,是中华民族百年来争取民族振兴思想的集结,是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为客观基础的,是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和时代发展的主题为重要依据的、是在总结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具有务实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的特征。学习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防“左”反右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其治国思想的一部分。治国思想也就是国家管理思想。孔子是关心国家管理的。他到一个国家,“必闻其政”。他和不少人谈论过国家管理问题,回答过不少“问政”。他教学生也教如何管理国家。学生中也有以“政事”——也即国家管理为专长的。政事、国家管理当然也包括了对国家经济事务的管理。“治其赋”就属于经济管理。孔子主持鲁国政事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在经济管理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后来司马迁在记载孔子的政绩时,就专门提出“粥羔豚者弗饰贾”,价格公平被列为重大政绩之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经济管理,但他在谈论其他问题,特别是政事时,涉及到经济管理的许多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管理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与实践

“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探索了“以德治国”思想的新内容,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路。其所积累的丰厚富瞻的积极成果,已熔铸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从“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看党的思想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法治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需要道德自律维持其长久的生命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而实施“以德治国”,从严治党,必须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首要的是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     

成伣“浮休子寓言”思想发微

成伣是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他创作的“浮休子寓言”思想深刻,主要讨论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成伣论治身与治国,首先确立其根本价值,论治身以人的“性之所能”为思想基础,关注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全身之道;论治国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根基,倡导统治者要施仁保民,注重选“才”和生“财”。     

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群书治要》作为唐初著名谏臣魏征及虞世南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汇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南。此书为拯救当前社会道德危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构筑民族复兴中国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治国,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无为而治：现代不同视角的探寻

“无为而治”是道家最先提出的为政治国纲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其目的是想用“无为”的手段,让统治者效法天道,自然无为,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笔者拟从现实出发,探寻它在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等方面的现代意义。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